2011年西安凤栖原郭曜墓中出土的墓志弥足珍贵，碑文中涉及到数处郭子仪家人相关情况与之前有关史料不同的表述，现将所涉及到的内容及初步考析略述如下：

　　一是关于郭曜生母情况的记载

　　之前，对于郭子仪长子郭曜生母为郭子仪元配王氏夫人之说无有异议。《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载王氏“有子六人，曜、晞、晤、暧、曙、映”。就是说，郭子仪八子中，除二子郭旰、四子郭昢外，其余六子，包括长子郭曜皆为王氏亲生。

　　然而，郭曜墓志铭中述郭曜：“弱丧慈亲，及长而知，有终生之戚（戚：亲）焉。”又述郭曜：“丁继亲霍国夫人忧，居丧，以纯孝闻、服阕属。”这二句话表述的语意为：“（郭曜）小时丧母，到长大后方知，然其终生如有亲母。”“郭曜继母霍国夫人王氏去世后，郭曜居丧，以世人知闻的完美无缺的孝行——纯孝，即为母亲离职守孝三年的孝制——服阕，为继母霍国夫人丁忧。”（“丁忧”一词旧时称遭父母之丧。“纯孝”指完美无缺的孝行。“服阕”为旧孝制之称，是指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三年期满，方可除服。“阕”是终了的意思。唐时官员遭父母之丧，须离职守孝三年。）引人关注的是，这二句话还蕴含着另外一层寓意，即：“郭曜生母于其幼时已丧，郭子仪元配夫人王氏，是为郭曜继母。”

　　《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记载王氏“有子六人”，这与郭曜墓志铭中所言相合，但王氏神道碑文却言郭曜乃王氏所出，所列王氏所出六子中无二子郭旰及四子郭昢，这又与郭曜墓志铭中所载不合。

　　为王夫人撰写碑文的杨绾和为郭曜撰写墓志的杜黄棠，二人皆与郭子仪及郭曜同朝为官且关系密切。尤其是杜黄棠，从安史乱起时的“朔方从事”到朔方军移军泾州后的“主留务”，其多年事从郭子仪，之后又入朝供职御使台，仍与郭子仪及郭曜同朝为官，可见，其与郭子仪、郭曜父子的交往密切程度，更是他人难及的。所以说，杜黄棠对于郭曜生母之事，是不应于郭曜墓志撰写中出现误叙的。

　　如果说杜黄棠所记无误，那么，同样与郭子仪、郭曜关系密切的杨绾于王夫人碑文中所叙郭曜为王夫人所出之记，很有可能非为杨绾不知而误记，而是知情而有意为之。这是因为，杨绾为王夫人撰写碑文时，郭子仪与郭曜仍健在，鉴于郭曜幼丧生母，王夫人待郭曜又亲如己出，使郭曜“有终生之戚（亲）”的感受，所以将郭曜记为王夫人所出，于情有据，于理能容，知情人皆会认同和理解的。

　　但是，杜黄棠为郭曜撰写碑文时，王夫人已逝六年，郭子仪也已逝二年，所以说杜黄棠于郭曜碑文中按实情记述郭曜生母之事，亦是不违情理，无愧故者。

　　当然，以上所言仅为推论，至于郭曜生母是否王氏夫人？如郭曜非为王夫人亲生，那么王夫人所生是“六子”还是“五子”？这些相关疑问尚待进一步考证。

　　不容置疑的是，以上提到的郭曜墓志中的相关内容，却是表明郭曜另有生母的明显提示。

　　二是关于郭曜之子名字与排序的记载

　　郭曜墓志中记载：“（郭曜）有男曰锐、曰鉾、曰链、曰锜”，此表述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郭曜有子：“锐、锋、链、锜”的记载有合亦有异，合者为四子排序相同，异者为“鉾”、“锋”二字不同。但《旧唐书.列传七十》的记载却与郭曜碑铭相同，皆记为“鉾”，而非“锋”。在各地郭氏家谱中，亦是有记为“鉾”者，也有记为“锋”者，而且有郭氏家谱还将“锋”或“鉾”记作郭曜的长子。

　　如果说各地郭氏家谱的记载难免有口口相传之误，但很有权威的新、旧《唐书》也在“鉾”、“锋”的记载上出现不同，这便加剧了“鉾”、“锋”的混淆难确。

　　愚以为，“鉾”、“锋”记载之异，极有可能是因二字字型相似且语意相同而造成的误传误录，但何者为确，却无更权威史据证析。

　　可以说，郭曜碑铭中的记载，出自与郭子仪、郭曜父子密切交往多年的杜黄棠之手，较之宋代成书的新、旧《唐书》而言，应该更具权威。墓志中所述郭曜长子为“郭锐”，次子为“郭鉾”而非“郭锋”的记载，其可信度应高于现有史料和各地郭氏家谱的记载。当然，历史考证向来有“孤证不立”之说，我们期待另有权威的史料进一步佐证此说。

　　　　　　　　　　　　　　　　　　　　　　　　　　（贾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