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于太原是否救过郭子仪？这是郭子仪经历中由来已久的、也是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疑议。

    《新唐书•李白传》载：“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史上不少有关李白的典籍，也对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言之凿凿。因新《唐书》所言过略，不少典籍又将其事迁强附会地记载于郭子仪“初入行伍”时，所以，对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自来不乏否定者，其主要理由有三：

    首先，郭子仪自二十岁左右武举及第授官，之后近二十年，一直在长安就近和河南、桂州及天山南北的北庭、安西等地任职，期间并无在太原及其附近任职经历，那么，何来郭子仪于太原犯法且被李白救助事？

    其次，即便郭子仪二十来岁“初入行伍”前后在过太原，但是，比郭子仪小四岁的李白，其时止十余岁，尚在蜀中，其怎么可能救助数千里外犯了法的郭子仪？

    另外，李白出蜀时二十六岁，又过近十年，于开元二十三年往游太原时，仍是个身无一官半职的客居文人。然而其时年近四十的郭子仪，已是三、四品的高官了。可见，即便其时郭子仪在太原犯了法，即便李白有心救之，但身为客居文人的李白却也有心无力。

    但是，以上几点理由，是不能否定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的，论据如下：
    一是李白一生中，唯有开元二十三年五月至开元二十四年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太原，李白若于太原遇郭子仪，也只能是在这个期间。巧的是，这段时间正值郭子仪由安西副都护改任朔方节度副使之际。唐朔方节度治所在宁夏灵武，太原则为河东节度治所。按说，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其时是不可能去太原的。但是，其时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均由信安王李袆一人所兼，若李袆其时正在河东节度治所太原履任治事，那么，始为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初往上任，先往太原向兼任朔方节度使的顶头上司李袆报到，应该是正理常例。这就是说，其时郭子仪与李白是完全有可能于太原相遇的。

    二是李白游太原，是应好友元演邀约同行的。时元演之父为太原府府尹，是唐北都太原的“军政一把手”。元府尹官高权重，且豪义重情，李白曾于赠元演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赞元府尹：“君家严父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行来北京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可见，其时李白虽无职无权，但是要救郭子仪，是完全可得元府尹、元演父子相助的。

    三是李白客居太原期间，李祎及郭子仪的职务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非正常变化。开元二十四年四月，身兼两镇节度使的兴安王李袆，因牵涉温慎结交权贵案而被贬免。唐时禁约诸王与群臣游宴交结及往来私信。已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慎违禁与兴安王李袆、广武王李承宏等交游结宴。事发后，温慎被杖死；李袆被贬为衢州刺史；李承宏被贬为房州别驾；与此有牵连的蒲州刺史王琚等亦被贬免。李袆等被贬之后，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忽又改任朔方属下的定远城使。郭子仪此次职务变动，即便非为贬任，但亦非“荣调”，很是耐人寻味。但是，如果用“犯法”后又被“救免”来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是郭子仪由朔方节度副使改任定远城使后，仕途忽由顺变滞。郭子仪自武举及第到改任定远城使前，仅二十年就晋升为“从三品”官职，但是，自后其官职品阶竟连续十二、三年再无变化，直到天宝八载才晋为“正三品”。郭子仪仕途由顺变滞，单以“官高难晋”是难以解释的，那么，其中缘故，是因牵连了李袆之案？还是犯了它事？至今史料未见记载。但是，《新唐书》提及的“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其言虽语焉不祥，但用来解释郭子仪仕途为什么会由顺变滞？已是一目了然了。

    五是《新唐书》载：“璘败，（李白）当诛。……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这段记载是指李白客游太原二十四年后，因牵涉永王李璘逆乱获死罪，郭子仪以己官爵作保为李白脱罪。其时，郭子仪已是“功盖天下”的勋帅重臣，正身处“权重君疑”的敏感位置。如若李白于郭子仪无特殊的救助之恩，如若郭子仪对李白没有难释的“感恩图报”之心，那么，就当时两人所处的悬殊境遇来说，郭子仪是不可能以己官爵作保，倾力为一个已获死罪的逆王重要幕僚说情脱罪的。

    基于《新唐书》记载，据上述解析推论，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趋于肯定，不为无由，绝非“关公战秦琼”般荒唐。
                                                                                   一家之言，供关注此事者来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集思广义，不无裨益。
                                                       （祝文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