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夷吾诺封里克”迷 正名“汾阳”前世今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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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网(www.guo.ac.cn) 2017/1/26 7: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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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夷吾诺封里克”迷 正名“汾阳”前世今生事 (贾祝文) 《史记·晋世家·夷吾遗里克书》载:公元前651年,春秋晋国晋献公逝世后,其子夷吾为得大臣里克之助而争继晋侯之位,曾许诺里克:“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这句夷吾关于”汾阳之邑“指称不甚明了的话,竟成了二千六百多年后一个众说纷纭的迷团。 春秋时的“邑”,一般指国之旧都或次于都城的重要城郭或大夫的封地,到战国时,“邑”又转化为后来的“县”。那么,夷吾所指汾阳邑究竟指称何地呢?对此,当前主要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今汾阳之所以名“汾阳”,是因其地于春秋晋国时就曾称名“汾阳邑”。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春秋“汾阳邑”,非指其时称名“瓜衍”的今汾阳之地,而是另有所指。当前,认为今汾阳在春秋晋国时就称名“汾阳邑”的仍大有人在,如《“汾阳”疏证》(作者吕世宏)一文所作结论之一即:“春秋里克的汾阳之邑就是今天的汾阳”。这一说法的正误虚实如何?且看以下解析: 一、夷吾诺封里克“汾阳之邑时”,瓜衍其地尚非晋国属地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出兵西、南、北三个方向,分别灭掉魏、耿、霍三个侯国。三年后又相继灭掉了北虢、南虢和虞国。至此,晋国的版图,才由今山西晋南地区的“汾浍间,方百里”,拓展到南至今山西芮城和平陆之地,西达今河津区域,北到今吉县和霍州一带。对此,《晋语二》“晋侯(献公)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的记载可为佐证。而且,与此互为印证的是《史记·晋世家》关于晋献公时晋国疆界“蒲边秦,屈边狄”的记载,即:“晋国之地西达蒲坂(今山西永济市)与秦国接界,北到屈地(今山西吉县、霍州一带)与戎狄相邻。”据此,明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定:“霍山以北即狄地,自悼公(前586年-前558年)后始开县邑,前此不见于传”。由此可证,公元前651年夷吾诺封里克汾阳之邑时,位于今吉县、霍州之北二、三百里以远、仍处于戎狄控制下的瓜衍,尚非晋国属地,直到近百年后的晋悼公时,瓜衍之地才归属为晋国的县邑。可见,夷吾封里克的“汾阳之邑”,根本不可能是其时并非晋国属地的瓜衍之地。也就是说,今之汾阳市、春秋时属于戎狄的瓜衍,根本不可能是晋国的汾阳之邑。 二、今汾阳之地不符合地理学角度命名为“汾阳”的客观特征 认为今汾阳地处“汾水之阳”的代表性论著为《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作者郭世科、郭志强),该文称:“今之汾阳,是历史上确凿无疑的汾河之阳,古代的汾河就是流经汾阳城东而过,汾阳之名就取其方位,来源于此。到明代汾河才改道于相邻平遥境内,就是改道,汾河仍在汾阳之东,汾阳全境仍属汾河之阳。” 但是,遍查地理学方位命名之则及民间八卦风水命名俗例,唯有“水北为阳”之共识,而无“水西为阳”之认可。显然,“水之西为阳”的说法无据可依。由此可见,历史上曾称名瓜衍、兹氏、西河、浩州、汾州等名的今汾阳之地,是不符合地理学角度称名为“汾阳”的客观条件的。因之,今汾阳之地是不可能于春秋晋国时就称名为“汾阳之邑”的。然而,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时,当时的汾州升府时,为什么将之附郭县命名为“汾阳县”呢?其实,其地之所以命名为汾阳县,完全是因于该地历史上的人文因素与建筑方位因素机缘巧合的缘故。 三、今汾阳之所以称名“汾阳”,是因于人文因素及其城建筑特点的缘故 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际,汾州府附郭县被称名为汾阳县。如前所述,此汾阳县之名与其县位于汾河之西的地理方位无关,也与其地曾用过的瓜衍、兹氏、西河、浩州、汾州等诸多县名无关。唯为关联者,首先是因了感恩、尊仰唐汾阳王郭子仪的人文缘由。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郭子仪往平太原、绛州、翼城等地兵乱前授爵“汾阳郡王”。二年后的唐广德二年,仆固怀恩据汾州,欲策动驻于“汾上”,即分驻于汾河流域滨河各地的朔方军作乱。郭子仪奉旨往河东,以其威望,兵不血刃平定了仆固怀恩之乱,使汾州民众幸免了一场大规模的血火之灾。自后,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附郭县命名时,正是因了对汾阳王郭子仪的感恩崇念,其县方称名为“汾阳”。与此说切合和互为映证的是,其地于明万历十三年及万历四十三年,即汾州府附郭县命名为汾阳县之前十年及之后二十年时所建汾阳王祠和汾阳王庙的起因,皆出于感恩祭祀汾阳王之故。一如建祠、建庙《纪略》所言:“惟郭公为汾捍患,建庙血食,祀典允宜……当立庙祀之,所以报也。” 据上可知,明时汾阳县命名来由,主要是感恩、尊崇汾阳王之故,明显与所谓“春秋晋国时就称名汾阳邑”的说法无任何关联。 但是,不得不提及的是,明汾州升府,附郭县命名汾阳县的缘故,或可与另一鲜为人知的因素亦有所关联。《城邑考》载:“(汾州)府城,一名“四阳城”,世传曹魏所筑,四面皆向日也。”据笔者考析,先时,汾州府城的建造方位非为传统的正北正南,而是与子午线略成33度夹角,以致其城四面皆可不同程度地受到阳光照射,因之汾州城也被称作四面皆可见到阳光的“四阳城”。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时,府治与同时设置的附郭县县治皆治署汾州城,其时府曰“汾州府”,附郭县的名称,本可沿袭之前的“瓜衍”、“兹氏”、“西河” 等曾用名,或可以汾州府城的别称“四阳”为名。但是,汾州府所置附郭县之名却确定为“汾阳”。其中的缘故,除了感念汾阳王郭子仪的主因外,也有可能与汾州城的以下特点有关:其时汾州之称的“汾”字,已上升为该地最具代表性的代名词;而汾州城别称“四阳城”中的“阳”字,则集中代表了汾州城独特的建筑方位特点。因之,取汾州正名之中的“汾”字及别名之中的“阳”字而组成附郭县“汾阳”之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且,令人惊叹、感触不已的是,此“汾阳”之称,不仅充分体现了汾州其地的历史沿革特性和州城独具的建筑方位特点,而且与汾州民众感恩、崇敬的汾阳王郭子仪封号中的“汾阳”爵名完全切合。可见,明汾州府附郭县之名,由感恩、崇敬汾阳王郭子仪的民心和其地最具代表性的“汾”字及反映其城独有特色的“阳”字融合而成的“汾阳”之称,是最合史情民心,最顺理成章、最机缘巧合的县名。 综上可知,今汾阳,并非春秋晋国时的“汾阳邑”,也不可能因地处“汾水之西”而称“汾阳”。实则,明汾州府附郭县之所以命名为“汾阳”县,主要是因了感恩、崇念唐汾阳王郭子仪于汾州民众恩德的人文缘故,才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始改称“汾阳”县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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