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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汾阳县志》及当前“汾阳称谓“正误辩(之三)

郭网(www.guo.ac.cn) 2016/7/15 21:58:43

              清康熙《汾阳县志》及当前“汾阳称谓”正误辩(之三)
                             (贾祝文)
   (上接本文之二)
    五、关于另外几则引证“三个认定,一项结论”史料的正误辨
    清康熙《汾阳县志》相关“汾阳称谓”出现的误记、误释甚至穿凿史料杜撰为据的问题,对后来关于“汾阳称谓”的认知认定以及研究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误导和混淆,而且至今影响未绝,致使有些持康熙《汾阳县志》“汾阳称谓”观点者在引证史料方面也出现了类似问题,比如:
    1、将《庆唐观纪圣铭》碑文“汾阳龙角山”指称为“汾州龙脊山”之误
    今山西临汾市浮山县的唐代“庆唐观”遗址,存有唐玄宗亲书的《庆唐观纪圣铭》之碑,由于碑铭中“汾阳之龙角山”之句的“汾阳”一词语焉不详,从而引发了关于句中“汾阳”指称何地、“龙角山”指称何山的不同见解。如《汾阳疏证》(作者吕世宏)一文在引证“汾州于唐时就称名汾阳”的史料时认为:“比较著名的文献是唐代名碑山西临汾浮山县《庆唐观纪圣铭》,碑文中‘汾阳之龙角山’的汾阳二字即指汾州,龙角山则指北龙角山暨(本文注:应为“即”)今日介休的龙脊山。”
    《庆唐观纪圣铭》碑,是由唐玄宗于开元十七年亲自撰文书写所立之碑。据传,唐初李渊拜认显圣于“羊角山”的老子为唐帝远祖,武德三年诏令于浮山建老子祠,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贞观年间,唐太宗诏改老子祠为“兴唐观”。开元十四年,唐玄宗诏改兴唐观为“庆唐观”,并改“羊角山”为“龙角山”,且诏命重修扩建原观。三年后重修竣工,唐玄宗亲自书写碑文,立了该碑35。碑文所记,主述老子屡显圣于龙角之山,示李唐龙兴之瑞象,且对庆唐观所在龙角山的灵应、仙象、圣景及浮山县改神山县、羊角山改龙角山详述以铭。“汾阳之龙角山”之句为碑文第三段首句,其文及相关后句如下:
    “汾阳之龙角山者,天地降福之庭,高祖用师之道。峰上有华池灵府,下有石穴洞宫。气接姑射,集神仙之别馆;脉通霍镇,润珠玉之邻家……”
    碑铭中的这段表述,围绕龙角山何在、何以神圣、有何瑞象圣景等等,前后呼应,上下贯通,一旨而就,这对于解析句中“汾阳”指称何地,“龙角山”何以灵应、有何独有的仙象圣景等至关重要。因之,特分句以释而晰意:
    之一,“汾阳之龙角山者”:该句明确点出龙角山在汾阳其地,那么,此“汾阳”指称何地?这确实难住了不少人。《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之“汾阳证据”漏洞考释》(作者郭泳)文中云:“《庆唐观纪圣铭》碑文中记载‘汾阳之龙角山’,汾阳乃是泛称,汾河之北岸的龙角山,跟‘序封阳曲’之阳曲泛称如出一辙。”此说确实是“泛泛而陈”了,而且,为了就乎“汾阳之龙角山”句中“汾阳”的特定含意,而将本为汾河之东的浮山龙角山记作了“汾河北岸”。如此“找漏出漏”的无奈,以及“吕文”将此句中“汾阳”指称为“汾州”、将此句中“龙角山”指称为“介休龙脊山”的断章取义和主观臆断,足见这句“汾阳之龙角山”造成的困惑无奈和混淆难解。按照碑铭全文来看,“汾阳之龙角山”,无疑是指“浮山之龙角山”,认定此龙角山的指称并不难,难的是发掘浮山其地与汾阳之称有何关联的证据。为解析此说,笔者亦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了以下相对合理的解析:浮山县其地,北周设郭城县,隋归于襄陵县,直到唐武德二年,襄陵又分郭城置浮山县。次年,唐高祖命在浮山建老子祠,且将仅名一年的浮山县改称神山县36。由此可知,老子显圣授命李唐的武德三年,正处于头年由襄陵析地置浮山县,下年又由浮山改神山县之际。玄宗于碑铭中追述其时其事,以“浮山龙角山”或“神山龙角山”述之无可挑剔,但是最终用了“汾阳龙角山”的表述,则可能鉴于以下原因:首先,其县浮山之名方用一年即改称神山,所以不管是“浮山”还是“神山”之县名,尚耳生不熟。若用老子显圣授命李唐之际其地“襄陵”之名追述其时其事,则未尝不可,甚至更合乎事理。其次,如本文前述,襄陵其地早在春秋即被称“汾阳之邑”,战国时亦被庄子称为“汾阳之地”37,所以,将“襄陵龙角山”称为“汾阳龙角山”,并非生拉硬扯,确属有据可依。再者,玄宗碑铭中之所以用“汾阳龙角山”来表述,除上述老子显圣授命李唐之时正处于襄陵析地新置浮山县之际、而之前龙角山又曾多年为襄陵属地、且襄陵之前曾称汾阳等依据外,另有一相关因素则亦与此相辅相合,即“汾阳之龙角山”后句中强调的、与龙角山“气接相连,集神仙之别馆”的姑射山,亦与襄陵同处于“汾阳”之地38。可见,唐玄宗所记“汾阳之龙角山”,不管是句中的“汾阳”还是“龙角山”,皆指称明确,并非泛称而言。而“吕文”“将此汾阳地,移指彼汾州”、“将此龙角山,换名龙脊山”的相关说法,显然有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之嫌。
    之二,“天地降福之庭,高祖用师之道”:该句指出汾阳(襄陵县代称)龙角山是天地降福于李唐的圣庭,是唐高祖得授用师之道神山。李渊拜认为祖的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孔子的弟子曾子讲用人之道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所言之意,皆指君王应以谦恭于人下之心和敬之如师似父之行而对待贤达的用人之道。
    之三,“峰上有华池灵府,下有石穴洞宫”:这几句是承“汾阳之龙角山”前句而详述其山瑞象圣景的续句。《重修华池嘉润侯殿记》载:“其山二峰(龙角山亦名二峰山)东峰谓之华池者,而峰上有池,深妙莫测,龙神隐焉。”《图经》载:“真珠洞者,在龙角山东南峰侧,有洞阔八尺,深四十八尺,内渐广深,不可测,每有珠出於洞,因此为号。”铭文中此池、此洞之记,是为述“汾阳龙角山”独有的“华池灵府和石穴洞宫”,此华池洞宫,史册铭记,实景凿凿于此龙角山,绝非“吕文”所言距此四百里以远的“介休龙脊山”所有,更非与距此五百里之遥的汾州相关。
    之四,“气接姑射,集神仙之别馆;脉通霍镇,润珠玉之邻家”:这二句对“汾阳龙角山”与就近名山密切关系的表述,则进一步证明此“汾阳龙角山”,根本不可能是指称所谓的介休龙脊山。姑射山在临汾西三十公里,与龙角山隔汾河相望。庄子逍遥游曰:“有四神人居的姑射山,位于汾水之阳。”加之姑射山亦有仙洞称奇39,故玄宗称龙角山“气接姑射,集神仙之别馆。”距龙角山东北四十余公里的霍山,古称中镇,为五镇名山之首,故又称太岳山、霍太山。《书·禹贡》记云:“大禹治水,先登霍太山,伐木以奠高山大川,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可见,中镇霍山与老子显圣授命于李唐的“降福之圣庭、兴王之嘉祉”的龙角神山,有如脉通骨连、润合接瑞、珠连壁合的近邻。因之,玄宗碑铭中方有“脉通霍镇,润珠玉之邻家”之句。
    综上可知,碑铭中的“汾阳之龙角山”,正如唐天宝二年内供奉崔明光于《庆唐观金练斋颂》中所记,乃“西对姑射,北邻天柱(霍山)”之龙角山,绝非“吕文”所指位于姑射山和霍山之北的、距姑射山与霍山分别为四百里和近二百里之遥的、尚且并非称名龙角山的所谓汾州之“汾阳龙脊山”。
    2、将二首唐诗中的“汾阳”指称为“汾州”的解析之误唐开元十一年,唐玄宗北巡太原,二月返程长安途中车驾出雀鼠谷进入临汾盆地,校书官徐安贞就此作《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一诗。有观点认为,这首诗中“还望汾阳近”中的“汾阳”,指称的就是汾州,因之,该诗被称为“唐汾州亦称汾阳”的史料证据。《汾阳疏证》(作者吕世宏)一文对此详解云:“唐代历史上首次出现用‘汾阳’代称汾州的时间正是开元十一年……诗人徐安贞在《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诗中写道:‘还望汾阳近,宸游自窅然’……南出雀鼠回望汾州叫‘还望汾阳’。自此之后,用汾阳代称汾州成为普遍。”对于此说正误虚实的探讨,要从“还望汾阳近”中“还”字的含义及“还望”一词的解释谈起。
   “还”字的含义较为丰富,但就“还望汾阳近”中的”还“字而言,则大体在”回、环、又、复等含义中判别。那么,究竟是“回望汾阳近”?还是“环望”、“又望”、“复望”汾阳近,则需结合全诗的内容及诗中给出的客观条件来分析。徐安贞《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全诗如下:
    两臣初入梦,二月扈巡边。涧北寒犹在,山南春半传。颂声先奉御,辰象复回天。
    云日明千里,旌旗照一川。柳阴低辇路,草色变新田。还望汾阳近,宸游自窅然。        徐安贞诗所指的雀鼠谷,是连通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间的一段峡谷通道,其核心地段,是指灵石北端冷泉关至灵石南端阴地关之间的百里之段。完整的雀鼠谷,则指北始介休,南至霍州全长一百四十里的峡谷40。该诗所言,是指唐玄宗北巡太原后,车驾自太原启程返长安途经雀鼠谷进入临汾盆地后的情景和感受。那么,玄宗一行出雀鼠谷后的“还望汾阳近”,是“回望”呢,还是“环望”、“又望”、“复望”呢?
    先说“回望”。玄宗一行出雀鼠谷进入临汾盆地后,若是回望汾阳,那么此汾阳最有可能者,莫过于就是汉、隋、唐曾叫过汾阳县的太原阳曲县了。但是,阳曲县距临汾盆地近六百里之遥,且在太原之北,这对于自太原启程,跋涉数百里,艰难走出危崖险峡雀鼠谷的玄宗君臣来说,不管是从距离上,还是从心情上,还是从北巡太原其事上,任由哪一点,也难有“回望阳曲近”的理由和感受入诗。如果说玄宗君臣“回望”的是“吕文”所称的、距临汾盆地近四百里的汾州,显然一如阳曲般,走出雀鼠谷的玄宗君臣,同样难以生发出“回望汾州近”的诗意来。当然,如果诗中“还望”的是玄宗等路过不久的、与雀鼠谷密切相关的“灵石”、“霍州”、“介休”等地名时,则“还望”就是“回望”之解了。更有者,如果“还望”的是北都太原,就展现玄宗北巡太原的帝王豪气来说,“回望太原”亦在情理之中。然而所举皆非。所以,将“还望汾阳近”解作“回望汾阳近”,显然认定有误。
    再说“环望”。雀鼠谷南端的霍州其地,可谓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的气候分界线,就玄宗途经其地的农历二月来说,霍州南北的温差区别很是明显,其北如徐诗中所言,尚是“涧北寒犹在,山南春半传。”然而,当玄宗车驾出雀鼠谷进入霍州之南的临汾盆地后,君臣环顾四野,满目所见,竟是徐诗中描述的“柳阴低辇路,草色变新田。”艰难跋涉出雀鼠谷寒气中的玄宗君臣,豁然看到周天春意,自是油然而生“汾阳已近”之感。那么,玄宗君臣走近了的“汾阳”指称何处?此汾阳,即是紧邻临汾之南的、古唐国初封地、春秋晋国汾阳之邑、李唐之祖老子显圣授命李渊之庭、与姑射山同为汾水之阳、三年后玄宗亲书御立《庆唐观纪圣铭》碑的襄陵之地。
    据上而言,徐诗中“还望汾阳近”之“还望”,不论是解作“环望”,还是解作“又望”、“复望”等,则皆称相宜。但是,若解作“回望”,则词难达义。
    另外,持“汾州于唐时就称汾阳”观点者,除以徐安贞诗“还望汾阳近”引证外,同时也引岑参《送友人归太原》诗中“却投晋山老,愁看汾阳花”的诗句为证。然而,一如解析徐安贞诗“还望汾阳近”一样,引证参诗仍脱不开清康熙《汾阳县志》关于“汾州之称汾阳自古云然”的影响和局限,所以在解析岑参诗中的“汾阳”时,仍是眼中唯有汾州,却忽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很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如:徐、参二诗中的“出雀鼠谷”及“却投晋山老”的地域背景皆为临汾(时称晋州,岑参称之为晋山)其地,同时,这一地域线索又给出了一项客观提示,即:相较地处太原盆地、位于汾河之西的汾州而言,最有可能与“还望汾阳近”及”愁看汾阳花”相关者,显然就是地处汾水之阳的临汾属县襄陵。
    3、关于“汾上等同汾阳,汾上代称汾州,所以汾州即称汾阳”的认定之误
    《汾上访古》(作者吕世宏)一文称:“汾上本为汾滨之意,但是唐宋时期,却逐渐演变成为汾州的雅名,有了行政区的含义。在中国观念里北为上,汾上其实等同于汾阳。”以上这段话具有这样几点含义:唐宋之期,汾州的另一行政名称为“汾上”;汾上之称等同于汾阳之称;由此二点可认定汾州即称汾阳。持此观点者,还以如下几则史料为证:
    一是,仆固怀恩驻军汾州,且自称“息军汾上”。二是,宋代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北人重甘蔗》中载:“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
    据上而言,辨别“吕文”以上观点的正误,关键在于“汾上”是否为唐汾州的另一专称以及“汾上”是否等同于汾阳这二点的辨别上。
   (1)、“汾上”不是汾州的专用代称,而是泛指包括汾州在内的汾河流域滨河之地。安史乱平后,时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率朔方军滞驻河东,自称“息军汾上”41。但是,这并非指朔方全军皆驻于汾州,而是指仆固怀恩自己驻息于汾州,亦指朔方全军各部驻军于汾河流域近河各地。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载:“广德元年七月,怀恩将朔方数万兵屯汾州,使其子御使大夫玚将万人屯榆次,裨将李光逸等屯祁县,李怀光屯晋州,张维岳等屯沁州。”以上朔方军各部屯地,除沁州距汾河百余里,其余各地皆位于汾河滨河区域。是年八月,仆固怀恩在上书唐代宗的《自讼书》42中称:“(怀恩)今托巡晋、绛,于彼迁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绛州问臣。”九月,代宗遣裴遵庆至晋绛诣怀恩谕旨43。由此可知,远至晋南的临汾、绛州皆有朔方军驻屯,所以说,“息军汾上”非为驻军汾州一地,也证明“汾上”并非仅指汾州一地。而且怀恩上《自讼书》是在晋州或绛州,见代宗使臣裴遵庆亦是在“晋、绛”之地,而非“吕文”等所说的“汾上”之汾州。
   (2)、“汾上”不完全等同于“汾阳”,其各种情况下的具体含义,尚须进一步探讨。“吕文”关于“在中国观念里北为上,汾上其实等同于汾阳”的观点,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不讲条件地说“汾上”等同于“汾阳”,则另当别论。所以说,将“汾上”谓为“汾阳”是有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条件的。《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载:“闻朔方将士思公(郭子仪)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代宗)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通鉴》该句后注:“汾上,谓汾阳,时朔方军多在焉。”该注中的“汾上,谓汾阳”,应该就是有条件之表述,什么条件呢?其实就是上述《通鉴》所载“汾上”所在之句及前后各句表达的内容。从这段记载的内容来看,其给出的条件是:“汾阳王郭子仪与朔方军的关系;郭子仪往河东何为;汾上之师的结果会怎样?”这些条件影响和决定了“汾上”一词五种可能的认定:
    其一,句中“汾上”一词,不可能是指称所有可称为“汾上”的汾滨之地,因为这与给出条件的整段文字内容无所关联。更因为,对应注解“汾上,谓汾阳”而言,所有可称“汾上”的汾滨之地,不可能都在汾水之阳,所以,汾上之地也就不可能皆称为“汾阳”。
    其二,句中“汾上”一词,不可能如“吕文”所言是指汾州,因该段被注文字给出的是汾阳王与朔方军的关系,而非与汾州的关系;给出的是汾阳王与整个河东地区的关系,而非单指与汾州的关系。况且“汾上”并非汾州的独有代称,而且唐之前并无正史明确记载汾州叫过汾阳。所以该注“汾上,谓汾阳”不能成为“汾上谓汾州,所以汾州谓汾阳”的史证。
    其三,句中“汾阳”一词,如果确是指某一既为“汾上”又谓“汾阳”的地方,那么,如本文所述,汾上,也就是汾滨之地唐时或唐之前有正式史料记载叫过汾阳的地方,则有今静乐、阳曲、襄汾、河津及昔阳汾阳城等地。但是,郭子仪镇抚仆固怀恩汾上之乱时,并无史料记载朔方军有驻以上提到的各地者。可见,句中所注“汾上,谓汾阳“,并非指称以上曾称“汾阳”的各地及唐之前未曾称过汾阳且其地非为汾水之阳的唐汾州。因之,所指若非以上务地,那么,就更无它地符合”汾上,谓汾阳”了。所以,句中汾上之称,并非指称既为汾上,又谓汾阳的某地。
    其四,句中“汾上”一词,有可能是喻谓郭子仪的代称“汾阳”,因为被注全段文字给出的条件都与郭子仪相关,更重要和具体的是强调了郭子仪与朔方军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如“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逢雨”,是因郭子仪久为朔方军统帅,且其“待将士如子弟”,将士亦“视之若父兄”44;又如“公为朕镇抚河东”,具体是指郭子仪此番是以朔方节度大使之职奉旨镇抚分布于河东地区“汾上”由北而南之榆次、祁县、汾州、沁州、晋州及绛州各地的、曾是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时所统之师及现为朔方节度大使所统之师——汾阳王郭子仪的“老部队”朔方军。正因如此,代宗方有“公为朕(代宗)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之句。而且,成书于宋朝的《资治通鉴》,对此段文字中的“汾上”一词,所作“汾上,谓汾阳”之注,看似多余,却是耐人寻味。因之而言,注中的“汾上”,有可能是特指郭子仪其时的代称“汾阳”,也就是说“汾上,谓汾阳,”其实是说“汾上之师,皆谓汾阳旧部。”那么,以此思路解释,这段记载则可译为:“闻朔方将士思汾阳如枯旱之望雨,汾阳为朕镇抚河东,汾阳旧部必不为变。”当然,此说正误如何,尚须探讨,尤其是注中“时朔方军多在焉”之句,是指“其时‘汾阳’(郭子仪)所统的原朔方军多在呢”?还是“其时朔方军多在被谓汾阳的汾上之地呢”?应该说,上述相关解析,还难以对“汾上,谓汾阳”之注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清晰认定,只是作了些相对客观和相对合理的解析辨别及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线索。
    其五,该注释只所以难解,是否存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关于“虢仲、虢叔何者为东、西虢初封君主”及“楚庄王起陆浑之师伐周,责王灭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等类似的语焉不详之误?
    至于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北人重甘蔗》中:“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之例,因“汾上”非为唐汾州之独有代称,所以“郭汾阳在汾上”之记,根本就不能成为“汾上即汾阳”和“汾上即汾州”的证据。因之,无须赘言。
    4、关于《因话录》中“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的引证之误
    唐笔记小说《因话录·卷二·商部上》载“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 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 甚也。”这段记载本无甚特别,从字面上看,仅是说汾阳王郭子仪在汾州,曾上奏一个州县官的任免事宜,但朝廷对此却不与理会,未置可否。但是,持“唐汾州亦称名汾阳”、“郭子仪祖籍为汾阳”、“郭子仪封地在汾州”、“郭子仪授爵汾阳王因于汾州”等观点者,则以此记载证明郭子仪与汾州的密切关系。
   《因话录》名为小说,但却具轶事小说与文史笔记兼有之特点。虽说其记述的某些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但也确实记录了不少史实典事。令人遗憾的是,该书“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的表述在事件发生地的记载上出现了错误。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载:“(唐代宗大历十年八月)辛巳,郭子仪还邠州。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礼’。”由上可知,《资治通鉴》与《因话录》所述乃郭子仪的同一件事。但是,对于其事发生于何地却大不相同,《资治通鉴》记之为“郭子仪还邠州”,《因话录》却表述为“郭汾阳在汾州”。一在邠州,一在汾州,何者为确呢?虽然《因话录》成书于唐代,《资治通鉴》成书于宋代,但笔记小说《因话录》表述的真实度,则远不能与中国古代二十四正史之一的《资治通鉴》可比。
    可见,持“郭子仪祖籍在汾州,郭子仪封地在汾州,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因汾州”观点者,若以类似《因话录》“郭汾阳在汾州”之句来佐证,显然是事与愿违。
    5、郭钊墓志所记“惟豳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续之为公之荣归”解析之误
    有观点认为,郭钊墓志所记“惟豳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续之为公之荣归”之句表明:“豳(邠州)与蒲(蒲州、河中)才是郭子仪的封户所在地。而这个封户,是租赋之地,不是占地封王的‘封地’。”(语出《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之“汾阳证据”漏洞考释》作者郭泳)
    该文所言,是为针对以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为据,而证明“郭子仪封地在唐汾州”之说的漏洞所发。而该文关于“豳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续之为公之荣归”的解析,若笼统而论,“豳与蒲郭子仪旧封,并非占地封王的‘封地’”之说,可谓相宜。但是,将旧封作“封户所在地”解,则须商榷。
    唐玄宗于开元中改革食邑之制后,包括郭子仪在内的所有王侯爵禄之封,皆由虚封和实封二部分构成,郭子仪作为汾阳郡王的虚封部分为郡王级别的“食邑五千户”,也就是说,这“食邑五千户”之封,仅仅是等级的象征性虚封,实则不能享有五千封户的税赋。郭子仪的实封由二部分构成,一为郡王级别的五十顷永业田;再就是逐步加封至二千户的“食实封户”。但是,其时郭子仪的这二千食实封户,并非是实际存在的封户,更没有实际存在的封地。也就是说,这食实封二千户,非以私征封户租税的方式兑现,而是按二千封户应纳租税折合,而从太府(国库)领取与之相当的封物。由此可知,郭子仪不仅在汾州不会有“封地”,就是在“豳与蒲”乃至其它地方也不会有封户。那么,“惟豳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续之为公之荣归”之句该作何解释呢?笔者以为:
    “汾阳旧封”并非指郭子仪的封户,更非指郭子仪的封地,应该是指郭子仪曾于“豳与蒲”所作的邠宁及河中节度使的官职,如:肃宗上元元年所领邠宁、鄜坊节度使,宝应元年知河中、朔方潞仪泽沁节度行营、代宗广德二年河东副元帅兼河中节度使、永泰元年驻屯泾阳加实封二百户、大历元年还镇河中、大历三年兼邠宁庆三州节度镇邠州等等45。
    “子孙续之”之句,则指郭子仪子孙继于邠、蒲所任之职,如《郭钊墓志》载郭子仪孙郭钊“节制邠宁,迁领河中”,先后任邠宁及河中节度使。亦为郭子仪之孙的郭铦,其墓志铭则记“自邠州剌史入为殿中监”。这表明,郭钊、郭铦等在祖父郭子仪节制邠、蒲之地后,继也出任了邠、蒲二地的节度使或刺史等官职。
    如上所述,《郭钊墓志》中“惟豳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续之为公之荣归”之解,是为:“无疑,邠州与蒲州皆为汾阳王曾授封节制之地,后子孙续任其职,亦节制二州,则有如汾阳王荣归其地矣。”
    可见,郭钊墓志中“惟豳与蒲,皆汾阳旧封,为公之荣归”句中的“汾阳旧封,子孙续之”,既非指郭子仪在邠州与蒲州的封地由子孙所承,也非指郭子仪在该二州的封户由子孙继之,而是说郭子仪及其子孙相继节制和造福邠、蒲之地以及二地民众对郭子仪及其后人的感恩和崇念。这与原立于邠州的郭子仪庙碑文中“邦人感德而堕泪,夷俗怀威而下拜”、“盛德遗芳,永流西夏”以及郭钊碑文中“汾阳之孙,常侍之子。蒲邠之人,世思遗美。勋劳以续,不绝青史”等赞颂崇敬郭子仪及其子孙的记载,是相辅相承的。
    6、汾阳出土五代时期《相里金碑》相关记载,可证“相里氏汾阳封地与春秋里克汾阳邑封地具有传承关系”之误
    7、关于汾阳出土的七通唐碑相关“汾阳记载”的考析

    总而言之(除第五部分后二项内容另发),清康熙《汾阳县志》及当前关于“汾阳称谓”的“三个认定”,即“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是指瓜衍”、“隋汾阳宫建于西河郡城东十五里”、“郭子仪及其子孙封地在汾州”的认定皆所据欠实,与相关史实不符。因之,清康熙《汾阳县志》及当前类似观点据此三方面认定推出的“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实系汾州”的结论,自然也就成了与史实不符的乏据之论和难立之说。
参考资料和文献:
1《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2《说文解字》
3《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
4《魏书·地形志》
5《唐书·地理志》
6《读史方舆纪要》
7《水经注·卷六》《山海经》
8《静乐县志》《阳曲县志》
9《晋语二》
10《史记·卷三十九》
11《史记·魏世家》《 竹书纪年·魏国史书》
12《史记·晋世家》
13汾阳市官方网站·汾阳建制沿革
14《新唐书·郭子仪传》
15清康熙《汾阳县志》
16《晋世家》
17《中国行政区划史·总论·先秦卷》
18《襄汾县志》
20《汉书注·地理志》引用《汲郡古文》
21杜预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22顾炎武《日知录》
23 《元和姓纂》
24《孟子》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
25王丽《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
26《国语·晋语》
27《资治通鉴·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
28陕师大《先秦世禄制向俸禄制的历史转变》
29《唐六典·尚书吏部》
30《唐会要》
31《唐六典》
32《通典·食货志》《新唐书·食货志一》
33《通典·卷三十一》
34《新唐书·公主传》
35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碑文
36《浮山县志》
37、 38《庄子·逍遥游》
39《临汾姑射山风景区简介》
40介休、灵石、霍州三地《地方志》
41《新唐书·仆固怀恩传》
42、43《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
44、45《新唐书·郭子仪传》
文中直接引用的其它资料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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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吕世宏(2016/7/16 14:17:01):
贾老师好,我的观点需要我的全部文章来支撑,你没有看完我的《汾上访古》汾阳王之谜,所以产生此疑问,要看完全部九篇文章,你就会对我的一些提法释然,特别是《太原郭氏渊源论》一文,谢谢老兄关注
吕世宏(2016/7/16 14:18:50):
我准备《汾上访古》第二卷,一些提法将会在第二卷中做一些补充
吕世宏(2016/7/16 14:24:59):
康熙汾阳县志,有许多提法不科学,引起戴震质疑,使汾阳历史被戴震修改,导致了许多误会,也导致了许多清代造古,老兄质疑理所当然。但是不等于战国汾阳不是今汾阳,唐相里金墓表是相里汾阳所在的最好佐证。
贾祝文(2016/7/19 0:23:39):
世宏好。确实,我只是看了你网上所发文章的内容,虽说反复看过,但因未看到你与此相关的其它章节,所以对你的某些观点,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嫌。平心而论,当前,象你和郭泳等这样热心历史探讨,尤其是关心姓氏文化研究的年表人真是太少了,所以,不论研究观点是否接近,但我从内心是很赞赏你们的,所以,作为上了些年纪的人,也很想与你们这些有志有为的年青人作些不拘形式的探讨、交流甚至是争论。我相信,只要大家抱着让各自观点接近历史真实的态度,就一定能够相互促进,一起提高,共享成果,致力功德之行。望多交流探讨。谢谢!
郭泳(2016/7/19 10:02:47):
谢谢贾老师鼓励。    吕先生,我不敢妄评您,我会像贾老师说的,求真不偏,不为某人只为真实(举两个简单例子:郭暧之子郭銛,到底是‘邠州刺史入为殿中监’还是“汾州刺史入为殿中监”?我首先会围绕这两个目标,梳理证据查证,梳理之后我会自信得到证据他是由邠州入为殿中监的 );同样的,汾阳王祖籍问题,诚如贾老师所说,今汾阳误把晚于汾阳王(且没有当代人记叙当代事)的“证据”当证据,我不会这样,我首先就会去学、去看,看看汾阳王家族人物自己是怎么认同的,我得到了隋唐大量汾阳王家族人物自己认同的证据“公讳荣字长荣太原晋阳人也”“公讳福善字福善太原晋阳人”“公讳.......太原晋阳人”“公讳...太原晋阳人”“其祖有唐郭司空钊先世世居太原晋阳”等等例子太多了。
郭泳(2016/7/19 10:05:24):
当然,以上只是两个剪子例子。当我们为有些问题争议喋喋不休时,我想我从另外一种角度得出的解析,或可作为您一种的“参考”吧。
郭泳(2016/7/19 10:07:31):
当代人记叙当代事,千万不可拿晚出的证据来“证明”前代啊
吕世宏(2016/7/21 23:10:14):
只要喜爱作文化,什么错误都可以犯,我呢只是个历史地理爱好者,难免有错误,希望大家给予指正。由于文献占有的不够,有时候存在推断偏狭的可能,这个问题大家都存在。我一直是实事求是,比如郭子仪祖籍太原,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祖籍应该是郭子仪认可太原,因为他的祖籍有许多个,所以我们只能说他认可太原,这是个最近的一个祖籍。别的,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土证据可以否定我的诸多推论,这个需要慢慢理解。
吕世宏(2016/7/21 23:15:30):
我在写那些文章的时候,下了很多功夫,几乎将所有的资料都翻过了,有些结论是数年才出来的,所以,对我的历史地理知识还是比较自信。贾老师写作郭子仪也下了大功夫,郭泳是一个认真的孩子,这个我们都一样,这样的争论很有意义,希望大家继续探讨,直到心服口服,最好。
吕世宏(2016/7/21 23:28:44):
我呢正在研究金瓶梅,等我有时间了,回复一下各位的质疑?我是主张不回复为好,让大家看,自己去思考最好。郭氏文化是中国文化,不是家文化,更不是某个集体,甚至某个个体的文化。我曾经希望郭氏文化造福桑梓,看来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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