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移民的原因 明初官方移民的背景和原因，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统治只有89年（公元1279年-1368年）。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次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得到广大农民的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太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 (《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 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 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 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 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尺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 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 (《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县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开始。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四年的“靖难之役”中，民非杀即逃，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进一步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二、移民的历史记载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这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更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1，891，000多人；河北人口是1，893，000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50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因此，山西是移民的迁出地。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初移民，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约有50年的移民历史。被迁之民以晋南、晋东南为多，晋中只有少数几县。明初山西为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七十九县。《明实录》、《明史》记载的迁民主要有汾州府(辖七县)、辽州(辖二县)、沁州(辖二县)、泽州(辖四县)、潞安府(辖八县)、平阳府(辖二十八县)。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就人口而言，据《山西通志》记载，列表如下： １、明朝政府移民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地方。洪武三年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十五亩，又给二亩地种蔬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同时规定，皆免三年租税，鼓励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据民国《洪洞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民国《洪洞县志·古迹》)。《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有明初移民的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先后迁民10次，永乐年间迁民8次，共计18次。1.《明史·食贷志》载：“(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风阳。” ２、《明太祖实录》卷一一O载：“(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趄定民无产业者于风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 ３、《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载：“(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千余户，悉还为民。” ４、《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另据《明史》卷三载：“(洪武)二十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 ５、《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６、《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载：“(洪武)二十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徐礼分田给之。” ７、《明太祖实录》卷三载：“(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另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卷载：“(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８、《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载：“(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改过居彰德者听。者听。至是还服，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９、《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１０、《明史》卷五载：“(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另据《明太宗实寻》卷十二下载：“(洪武)三十年九月，户部遗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 、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１１、《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１２、《明史·成祖本纪》卷六载：“(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另据《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载：“(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１３、《明史·成祖本纪》卷六载：“(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 １４、《明太宗实录》卷五十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间给道里费遣之。” １５、《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九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 １６、《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载：“(永乐)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除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外，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晋、冀、鲁、豫、苏、皖、 陕、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 世居汾阳又为郡望的郭氏家族，在明代历次移民潮中，定有大批经洪洞而开拔外迁。从古汾州辖县开拔迁出的郭氏之裔也会很多。本篇原引有史记载洪洞移民详情，意在为郭氏后裔考证祖籍，追认先祖提供方便。 ----录自郭世科主编《郭氏源流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