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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仪公李光弼迥异结局原因浅析

郭网(www.guo.ac.cn) 2016/12/13 23:05:09

                         ——天津 武清 郭玉广

  子仪公与李光弼同为唐朝中兴名将,有许多相同之处:皆担任过天下兵马副元帅、宰相等朝廷要职,立下过赫赫战功,皆被封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也都遭到了朝廷的疑忌和奸臣的陷害。相同之处虽多,但最终结局却截然不同。子仪公一生圆满,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富贵长寿,85岁寿终正寝。不仅史学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在民间也有着极大的影响,成为“忠”、“福”、“祿”、“寿”的象征。李光弼则虎头蛇尾,遭疑忌陷害后一蹶不振,不仅早早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还因惧怕陷害和指挥不动部下,疑惧重重,羞愧成疾,57岁便离开了人世。史学家除肯定其军事才能与平息安史之乱前中期的战功外,其它评价普遍不高。结局差别如此之大,原因虽有很多,但主要是在五个方面存在着不同:

  一.对朝廷忠诚度不同

  对朝廷忠诚度不同,决定了应对朝廷疑忌的态度、方式与结果不同,因此也就成为了影响二人结局的首要因素。对朝廷的忠诚,子仪公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全天候”无条件的;李光弼则以个人得失为前提,只限于“晴好天”,是有条件的。在平息安史之乱前中期,二人都十分忠诚,但遭到疑忌后,子仪公依然如故,李光弼则大大打了“折扣”。

  面对朝廷疑忌,子仪公以“忠心”对“疑心”,做到了三个“依旧”:一是依旧听从“召唤”。朝廷几次疑其“谋反”,下诏宣其回朝。虽每次回朝都面临着治罪、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但其从未考虑过个人安危,“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二是依旧积极“工作”。受委屈越大,“工作”就越加用命。国家有难,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不讲任何条件,依然勇往直前,拼死效命。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唐,长安被占。朝廷下诏命其勤王抗敌,时兵权被削手中无兵,带领20余骑即刻奔赴前线,指挥各路勤王之师,很快漂亮地击败吐蕃,收复了长安。三是依旧处处维护朝廷权威。不管朝廷多么对不起自己,从没发过一次牢骚,有过一句怨言。安史之乱后朝廷对武将猜忌日重,对此子仪公表示理解,认为“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从未因受到猜忌,动摇过对朝廷的一丝忠诚。

  同样面对朝廷疑忌,李光弼则一是“怕”,二是“躲”的“三不”应对,没能做到忠贞不二。一是不救驾。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面对勤王诏令,没有像子仪公那样挺身而出,虽拥有重兵却没有赴援救驾。二是不敢朝。代宗即位尤其是功臣来瑱被杀后,整日惶恐不安,因畏惧陷害,二三年间没敢入朝。三是不释权。因勤王不至,朝廷改命其为东都留守,其以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释权就位。

  三个“依旧”与“三不”充分表明:子仪公对朝廷是始终如一,“忠贯日月”。李光弼则是前后不一,忠心尽失。三个“依旧”,使朝廷逐步了解了子仪公的忠诚,消除了疑忌,获得了信任。李光弼的“三不”,不但没能消除朝廷疑忌,还加剧了矛盾,为奸臣陷害提供了更多的口实。

  二.为人处世智慧不同

  作为功高震主的名将,能否应对官场尔虞我诈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生命与人生结局。子仪公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也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和处世智慧。而李光弼则只具有较强的军事才能,政治智慧和处世智慧明显不足。

  子仪公稳重、理智,凡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不感情用事。李光弼虽深沉刚毅,但个性过强,容易感情用事,常失理智。大历二年(767年),鱼朝恩指使恶徒盗掘了子仪公父亲坟墓。祖坟被掘乃奇耻大辱,子仪公位高权重手握重兵,谁都以为会大闹一场。但其非常理智地做了淡化处理,没有追究。这样,既维护了朝廷的稳定,又赢得了满朝大臣的钦佩。至德二年(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阻击叛军西进,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违抗诏令不肯交出兵权,李光弼将其拘禁,待斩。这时朝廷使者来太原宣布圣旨,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对圣旨毫不理会,说:“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转天,将崔众斩首示众。这种不理智的做法,虽“威震三军”,但与朝廷系上了“死扣”。

  子仪公在官场上进退有节,而李光弼则进退无度。广德二年(764年),代宗先诏命子仪公为太尉,后又命为尚书令。子仪公认为:太尉位居“三公”之首,职位太过崇高;尚书令是唐代最高最实的官职,仅太宗为秦王、德宗为雍王时任过此职,非人臣所应居。平日里即厌恶比高低争权势的官场风气,又深知“知止知足”的道理和“盈满之患”。故六次上书恳辞,最终说服皇帝收回了成命。李光弼亦被诏命为太尉,但其没有推辞欣然接受。拒绝登“高”的子仪公,免受了“高处”之“寒”。而成为“大树”的李光弼,随即招来了“大风”,朝廷疑忌和奸臣陷害接踵而至。

  子仪公一生追求和谐,既善待君子,又善处小人。对君子,真诚友善,宽容大度。对小人,表面亲近,内心远离,对他们不“鄙视”、不刺激、不招惹,处处警觉,事事小心,不给其以任何加害把柄和借口。举荐“对头”李光弼,鱼朝恩宴请“不提防”、卢杞拜访命家人回避等,都是善待君子、善处小人之典范。这样,既“团结”了同事,也“感化”了小人,减少了许多“麻烦”。李光弼为人耿直,嫉恶如仇,但办事不讲策略,既不擅长“团结”同事,又不善于与小人相处。因此,朝中与其不和者遍及各个领域,就连部下对其有“意见”者也大有人在。长此以往,朋友越来越少,而对立面则越来越多。

  三.统御部下方式不同

  子仪公与李光弼统御部下方式不同,统兵效果也不一样。这按说不会影响二人的结局,但因李光弼不能承受统御不力带来的耻辱,致病身亡,事实上成为了影响二人结局的重要因素。

  子仪公统御部下主要靠“情”,而李光弼则主要靠“威”。子仪公对部下非常好,不训斥,不打骂,如同亲人一般。因此,部下包括出身皇族和已经封王封侯的老将,对其都十分敬爱。李光弼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部下对其十分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某种支撑就会自行消失。子仪公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部下不听指挥的事发生。在其兵权被夺部下转隶他人后,则无一日不盼由子仪公来统领他们。史书描述将士心情“如子弟之望父兄”、“如天旱之望大雨”、“喜其来而悲其晚也”。李光弼统兵前期,部下亦十分听话和卖命。但后来,由于其自身不听朝廷“召唤”,“威”力降低,部下也就不再听话卖命了。

  子仪公带兵既讲原则,又讲究方式方法,对一些性格特殊、个性极强的将领很有办法,什么“刺头”都捋得顺顺溜溜。李光弼则比较古板,碰上“难办”的大多以硬对硬,结果矛盾激化,关系越来越僵。大将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为子仪公属下时,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做李光弼副手时,“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不给任何情面。其亦不服李光弼才德,两人势如水火。关键时刻仆固怀恩自行其是,处处“拆台”,最终导致作战失败。

  子仪公善于以身作则,要求部下做的自己首先做好:坚决执行朝廷旨令,从不走样;为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支持斩杀违反军规的奶妈之子…… 都给部下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因此部下对其百般信服,人人听从指挥,个个拼死效命。李光弼则不能以身作则,其不理会圣旨、不听朝廷调遣等,在很多方面给部下做出了负面“榜样”。因此在部下的心目中威信日益降低,将士与其离心离德,不听指挥甚至与其对着干成了“家常便饭”。

  四.威望声誉高低不同

  子仪公凭借再造唐室的盖世功勋,忠诚无私、宽仁大度、谦谨自律、居功不傲的高尚品德与人格魅力,赢得了举国上下的普遍尊重。威望之高、声誉之好无以复加,不仅受到了肃宗、代宗、德宗等几代皇帝的信赖和满朝文武的敬重,也得到了部下、百姓的崇敬,就连狂傲敌将和小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李光弼在平息安史之乱的前中期,也有着较高的威望和较好的声誉。后来由于其自身的“不妥”做法,不仅威望全无,声誉也遭到了极大地毁坏。

  崇高威望和良好声誉,不仅是人生圆满的重要体现,也是建功立业的“助推器”。在某些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威望和声誉可直接转化为战斗力。以下子仪公凭借威望战胜强敌的几个战例,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一,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反于汾州。刑部尚书颜真卿向代宗举。荐曰:陛下若以子仪带兵平叛,可不战而服也。代宗深以为然,适遇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入寇,遂命子仪公带兵平叛御敌。叛军将士以前多是子仪公部下,对其十分爱戴。听说子仪公到来,纷纷重归帐下,仆固怀恩逃往灵武。进犯大唐的吐蕃、回纥,听说领兵主帅是子仪公,十分惧怕,不战而退。

  其二,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唐朝西部空虚大举攻唐,朝廷下诏拜子仪公为副元帅抗敌。子仪公疾驰前线,在蓝田与其它勤王之师会合,各路人马均表示接受子仪公统一指挥。子仪公率军在蓝田重创敌军后,攻至长安城下。潜入城中的内应高喊:郭令公大军来了! 敌兵听到后惶恐异常,落荒而逃。陷落15天的长安,又重新回到了大唐手中。

  其三,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再次引回纥、吐蕃、党项等30万人马攻唐。子仪公奉命率军1万抗敌,敌强我弱,决定亲自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部下极力劝阻,子仪公说服众人,不穿铠甲,不带兵器,仅带随从来到敌营。回纥人见到素来敬仰的子仪公,一齐跪拜。子仪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功说服药葛罗反戈一击。唐军与回纥联手,一举击溃吐蕃兵骑10万(斩杀5万,俘获1万),夺取大批战马、辎重、财物,解救被劫百姓数千。自此,子仪公“单骑说回纥”名震千古。

  五.心理素质水平不同

  是否具有良好的性格品质和强大的心理承受与适应能力,是二人结局迥异的又一重要因素。子仪公性格开朗、心胸开阔、境界高远,有着极强的心理承受与适应能力。李光弼性格孤僻、心胸不宽、境界不高,心理承受与适应能力与子仪公相比存在着明显差距。

  子仪公站得高,看得远。在任何情况下,考虑问题都从大局出发,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民众,从不把个人的名利与安危放在前面。在猜忌陷害面前,始终保持了心态的平和、乐观与自信。不管处境多么凶险,总能看到光明。因此,采取了以“忠心”对“疑心”,继续奋力报效朝廷的积极应对之策,并取得成功。李光弼与子仪公不同,在受到猜忌和陷害后,首先想到是个人的名利与安危,患得患失,悲观失望。因此,采取了以“躲”为主的消极应对方式,使事态变得越来越糟。

  子仪公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朝廷不信任兵权丧失的情况下,都勇于承担重任。放得下,就是勇于放下高官厚禄、个人仇怨和思想包袱,保持一身轻松。数次立大功被解除兵权,朝廷临危启用后,漂亮击退吐蕃等外敌入侵、再次收复两京、数次平息内乱;在1万对30万绝对劣势情况下,单骑入敌营,说服回纥,击退多国联军;六次上书坚辞太尉、尚书令,祖坟被掘不追究等,都是子仪公拿得起放得下的有力证明。而李光弼则既拿不起,又放不下。受到猜忌陷害后,怕丢官、怕失兵权、怕被治罪,不敢朝、不释位、不救驾,等等,都是其拿不起放不下的最好例证。

  子仪公心胸宽,肚量大。豁达坦荡,宽容大度,凡事看得透,想得开,既不自寻烦恼,又善于自我解脱,因此能长期保持心情舒畅。李光弼不够豁达,也不太大度。喜欢怨天尤人,不容人,也不忍事;凡事喜欢较真,有事爱往心里装,容易结“疙瘩”;遇事想不开,又不善于自我解脱,心里的“疙瘩”往往越来越大。子仪公内心强大,心态良好,故能健康长寿,84岁时还能征战沙场。李光弼内心脆弱,在遭到疑忌陷害的几年内,心理长期处于不良状态,最终影响了健康,年纪不大便郁郁而亡。

  以上所述五大不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二人迥异结局的直接原因。透过这些不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子仪公人格的伟大、境界的高远、胸怀的博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格修养的完美、意志品质的坚强和政治智慧的深邃,也清楚地看到了李光弼在这些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这些差距,便是造成二人结局迥异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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