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由华裔教会人士黄伯禄编撰的《正教奉褒》一书载：“唐代奉景教者遍布朝野，以汾阳王郭子仪、梁国公房玄龄为士大夫中最著名者。”其说根据，则是被称为世界四大古代名碑之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然而，郭子仪信奉景教这一说法，仅在上述二个文献和史料中提及，其说是否靠谱，须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相关内容说起。
　　首先，说说该碑的由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于明朝天启三年（1625年）出土于西安西郊。该碑为国宝级文物，现存西安碑林。碑名中的“大秦”一名，是中国古代对古罗马帝国的称谓，但该碑中则是指波斯之地。“景教”之说，则是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里所创、有异于基督教原教义而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却在波斯得到认可的独立教派。唐贞观九年，该教派波斯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景教”名称则为该教传入汉地后所取。“景”字之义：大及光明，意合耶稣基督乃“世界之光”的寓义，因之被称为“景教”。该教自玄宗朝起，传播近二百年，兴盛之时竟至“法流十道，寺遍百城”的程度。后因受唐武宗废佛教而波及致衰，直到元朝时方又传开。
　　其次，说说碑文的内容。
　　该碑碑文由序和颂组成，序又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述景教教义。第二部分为碑文核心内容，即景教传入中国一百多年间的发展过程及相关情况。第三部分主要是颂扬一位被唐廷授三品官、对景教在中国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僧侣“伊斯”。
　　再者，重点说说碑文中关于汾阳王郭子仪的相关内容。
　　碑文第三部分在颂扬伊斯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廷，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上述文字，译作今语略为：“大布施者伊斯亦任唐廷朔方节度副使等职......先尽忠于宫中，继又任职于中书令、朔方节度使、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帐下。肃宗使之从王远征，其虽被汾阳王视为可进入内室的亲近，但其在军伍中的行为却无异于他众，堪称辅佐汾阳王的得力助手和朔方军的耳目。伊斯散舍奉禄赐物，不私蓄于家。他将皇上恩赐的水晶美玉及金贵的毛织皮制寝具，或是献于旧寺所用，或是资助于扩建法堂，崇情美饰的廊檐堂梁，有如彩雉展飞。更者，其献效景教之门，依己之仁，施利于众，每年召集四方寺僧徒众，虔敬地精心准备供物，以备圣灵降临节的到来（注：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被称为五旬节）。于是，腹饥者来予之食，身寒者来予之衣，病患者来疗之起，死亡者则安葬之。如此清节的景教之士（注：达娑为波斯人对基督徒的称呼），其美行闻所未闻，然而身着白衣的景教之士，今见到其人，愿刻高大之碑，以颂扬盛美之业。”
　　由上述原碑文及译文可知，碑文中相关郭子仪的文字，并无关于郭子仪为景教信徒的明确表述，而且连模棱两可的影喻都没有。然而，有些摘录及译释这段文字者，却将之表达成了另外的意思，即：将本为表述景门教士伊斯的事，断章取义地“张冠李戴”到了郭子仪名下。比如，有些认同《正教奉褒》关于“郭子仪信奉景教”说法者，为自圆其说，而将上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颂扬伊斯的那段话，剪辑并译为：“中书令汾阳王郭公子仪，能散禄赐，不积于家，更效景门，依仁施利。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见斯闻，白衣景士，今见其人。”如此断章取义的剪辑和“张冠李戴”式的译释，明显改变了碑文原意，将原本表述伊斯之事，嫁接到了郭子仪身上，从而使郭子仪变成了“更效景门的白衣景士”。而且，更令人忧虑者，至今网络等媒体上对此段“张冠李戴”文字的转载和引用仍不绝于目。
　　上述《正教奉褒》关于郭子仪信奉景教的记载及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伊斯与郭子仪之事“张冠李戴”式的错辑误译，直接造成了世人对郭子仪是否信奉景教的误导。因之，本文特别要申明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白无误的记载是：汾阳王郭子仪确曾信任、亲近、任用和依靠过其麾下节度副使、景教贤士伊斯，但郭子仪本人并非景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