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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几点商榷

郭网(www.guo.ac.cn) 2016/7/2 19:44:21

  在海内外的郭子仪研究中,郭子仪得名汾阳王一事,众口烁辞,莫衷一是,成为历史谜案。随着历史文献与金石碑帖的稀少,使其更趋扑朔。多年来,海外郭氏后裔多以为“我的根在山西”1,“颇以汾阳王为荣光”,动辄“寻根到汾阳”2。国内也有人游说当年“以子仪公封号取名曰汾阳县”3,子仪公曾“率军进驻汾州”4,即封地汾阳。有的报纸也称“子仪公去世的第五年,汾阳曾建起了历史上第一座汾阳王庙”5。其说种种,风行中外。笔者为之困惑,泰国的郭远功先生于一九九三年八月来陕实地勘测之后,也叹服“所得之结论为令公出生地及葬坟在陕境已为不争之事实”6。当前,海外郭氏的寻根旅游热方兴未艾,澄清郭子仪得名汾阳王之谜更为必要。为了正本清源,笔者特繁征博采,索隐发微,以资参订。

  一、汾阳县究竟从何而来

  汾阳县有二,一古汾阳县(容后另叙),一今汾阳县。今汾阳县得名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7。此前,此地一直称西河县。从《明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一直追溯到两《唐书》,都是这么记载的,并无他说。子仪公去世八百余年,此地并未有过汾阳的称呼。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属当代人记当代事。其西河县条目下记有名胜五处,依次为谒泉山、比干山、文湖、八门城、卜商祠。这些名胜的出处与简况也记叙的清清楚楚。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并未记有汾阳王庙。

  唐宪宗与郭家姻亲甚近,其皇后郭氏即郭子仪的孙女。依理推之,如果德宗贞元二年(786)曾建汾阳王庙于西河县(汾州州治所在),二十八年后,即使此地曾遭天灾人祸,汾阳王庙也应有遗迹及口碑记传,然而李吉甫于《元和郡县图志》中却对此只字未提,谅其不至于曲笔吧。

  八百年前西河县未因郭子仪封“汾阳王”而改名,而八百年后改名为汾阳县。其得名缘故,不便臆断,明代档案文献中或有记载,热心者不妨提供依据。

  二、关于汾阳王庙的始末

  据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八记载:

  唐汾阳王庙碑  贞元二年

  右郭子仪庙碑,高参文。其叙子仪功业不甚详,而载破墨姓处木、讨沙坨、处密事,则唐书列传无之。盖子仪微时所历,其后遂立大勋,宜乎史略不书也。然唐书有处密处月朱耶孤注等,皆是突厥薛延陀别部名号。余于五代史为李克用求沙陀种类,卒不见其本末。而参谓处密为沙陀,不知其何据也。按陈栩子仪家传亦云讨沙陀、处、墨十二姓与参所书颇同,唐书转密为蜜,当以碑为正。

  又据宋代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记载:

  唐郭汾阳庙碑    高参撰     张谊行书     贞元二年九月。

  据此,贞元二年曾有过汾阳王庙碑事,但庙建何处,碑文如何,语焉不详。

  某一材料曾抄录《集古录目》(未注明出处)的一段文字,错讹处处,委实不堪卒读。

  其一,“汾宁节度使韩游环”8。韩游环是灵武人,原为郭子仪裨将,建中后,诏拜汾宁节度使,贞元十四年(798)卒。贞元六年前,韩游环与浑缄皆率朔方军,分屯邠州与河中9。贞元元年夏,韩曾奉诏由邠赴河中平李怀光,当年九月即返邠州。此后,行程未出邠州10。当时吐蕃多寇,韩身为戍边节度使,何有闲暇千里迢迢,东渡黄河入晋?“为请子仪立庙于汾州”,我看,没有什么能说服人的依据。

  其二,“碑以贞元二年七月立”11。查两《唐书》,知韩游环此时正在邠宁御寇,“闭壁自固”12,恐无暇及为子仪“立碑”。

  查《集古录目》为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所撰,成书约在宋嘉祐八年(1063)。共十卷,卷八记有“汾阳王庙碑”,全文如下:

  汾阳王庙碑

  中书舍人高参撰,右威卫仓曹参军张谊书。邠宁节度使韩游环请为子仪立庙于汾州,碑以贞元二年七月立。(《宝刻丛编》)

  遗憾的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民国初年缪荃孙(1844-1919)所辑的版本,已与成书相距近八百五十年了,而原书及较早的刻本已难寻觅了。

  再看其他史料。

  宋·郑樵(1103-1162)晚年编撰的《通志》中有《金石略》三卷,古代学者多称他扩大了史料研究的范围。其卷下记有“郭汾阳庙碑 邠州  右张谊”。

  宋·陈思《宝刻丛编》共二十卷,分地区记录了各地的碑石。陈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理宗时曾官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性嗜古,旁蒐博证,用力甚勤13。是书成于绍定二年(1229)。其卷十“邠州”条目下记有:

  唐汾阳王庙碑

  唐中书舍人高参撰,右威卫仓曹参军张谊书。邠宁节度使韩游环请为子仪立庙于邠州,碑以贞元二年九月立。

  宋代无名氏撰《宝刻类编》,时在宋理宗之后,其书以人系事。卷四记有:

  张谊  右威卫仓曹参军

  汾阳王庙碑 高参撰  贞元二年九月立  邠

  综上所述,仅宋代记此事的书已有六种。其中三种记碑在邠州,一种记在汾州(而此书又恰非原版,不排除错刻之嫌)。其中三种书记碑立在九月,仅有一种书记在七月。由此看来,还“汾”回“邠”,还在情理之中。一则郭子仪晚年一直驻节邠州,二则立庙应在庙主长期居处地。

  考虑到德宗贞元年间,邠、宁与吐蕃接壤,吐蕃入寇连年不断,唐朝内患外扰,边防吃紧,邠州常常为吐蕃拉锯争夺,立庙立碑事恐虽有而难有遗存,但庙毁而碑存,也在情理之中吧。

  三、汾阳王的得名

  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二月二十一日被封为汾阳郡王,此时,他在长安14。

  唐代的封典(亦称封爵),凡有九等,二等为郡王,从一品15。举凡“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16“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17

  这个封典办法,与周、秦、汉、隋截然不同。后者“有功则赐以茅土,传之子孙”18,其对功臣封典,是要到任的,而且还要带去很多人,实际上是武装移民。而唐代的封典,仅按被封者封衔的大小,给予俸禄,赐以编制,既无封给的土地,而受封者又不必到任。即“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19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就是依此律例而行的。他并无封地,他的租封,仅是在京畿以外的州县列附编制,由该地“计丁输之太府”,而郭家到国库中领取而已。唐末孙樵的《兴元新路记》中曾记载郭子仪私田一事,地点在陕西眉县。这也许就是“分食诸州”之一例吧。如果依今人所臆断的封地在汾阳,那么,当初就应该有一个汾阳县。但遗憾的是,查遍史书,在郭子仪时代(697-781),压根儿并不存在一个汾阳县。

  当年郭子仪时代的封典,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它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关于封爵。唐玄宗在武韦诸王被大批杀戮后,不再滥封王爵。“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王爵之制,几行废止。”只是在天宝末年,封爵才有发展,如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等,但尚未滥封。安史之乱时,肃宗起兵灵武,专以官爵赏功,大封王爵。德宗时更滥,“王爵几遍天下”。20第二,关于封爵内容之变革。唐初,“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21至唐中宗,因每次政局动荡后,新执政者为施恩惠而大加赏赐。于是,食实封者的封户节节上升,封典弊端日显。“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制忧危。”而且“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因此,太府卿(掌财赋帑藏之官)韦嗣立上疏,建议“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掌邦国库藏)受之,于事为愈。”有的监察御史也建议“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22。到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就时政弊端上献十事,其中“清除租庸、赋税之,悉杜塞之”23,也是针对封典的弊端而言的。唐玄宗于内乱中深察此若,慨然应允了这一建议,下令改革。不但规定了受封者的封户数,而且规定了封家的租调一律改归政府合在租庸调内统一征收,然后在京师由太府根据封家的食封户数,统一发放,不许诸王贵戚直接向封户征收。对于封户的人数,也作了调整。原先封户人丁皆以三丁以上为“真户”,并未有最高限,致使贪佞者有机可乘。现改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漏洞堵了,政府也可以控制食封者的实际租税额。这是唐代封典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时在玄宗开元三年(715)五月24。彼时,玄宗颁《禁封家举放敕》,规定“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开元十一年(723)五月十日,玄宗又下令要求诸食实封“其物仍令出封州随庸调送入京,其脚以租脚钱充,并于太府寺纳,然后准给封家。”同年九月十二日又下令重申“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此后,这些律令长期沿用。

  郭子仪的食实封户数是随着勋禄而增加的。封为汾阳郡王时不足二千户。代宗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才确定“加实封通前二千户”。这在功臣食实封数中,算是最高的唯一的一个。《旧唐书》上曾有过从一品“食邑五千户”的说法,但并未依此实行,至少在玄、肃、代、德四代是没有先例的。

  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历史现象,也必须放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据实分析,才能得到澄清。根据史料记载,唐初封王,或取美称。但后来变了,除皇室外,“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25例李多祚被封为辽阳郡王,是因为其先系勃海酋长。郭姓始祖为虢叔,是周文王的季弟,其封地在陕西宝鸡,旧称“西虢”。但平王东迁后,遂求虢叔裔孙序,封于山西阳曲,号曰郭公。26郭子仪得名汾阳王即源于此。

  阳曲县,在太原之北四十五里,春秋时曾为汾阳邑。唐武德三年(620)“又于今县西十五里、置汾阳县”27,此称只存在四年,即改回阳曲。

  彼时,不但子仪公因汾阳而得名,就是其他亲属凡受封典,也在太原附近。四子郭,曾封清源县(今榆次县)开国男28,五子郭晤,曾封乐平县(今昔阳县)开国男,即是实例。

  上述古汾阳,在太原之北,而今汾阳县,在太原西南二百余里。南北之差,竟距三百余里。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南辕北辙,这一点,是清楚的。

  四、郭子仪是否“率军进驻汾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郭子仪受骗于都虞侯张惟岳与牙官卢谅。为澄清事实真相,抚定仆国怀恩之众,曾去过汾州。这是迄今所知的唯一的一次郭子仪汾州之行。时在二月十日(戊寅)至二十一日(甲申)。行程是从河中到汾州,又返回河中。前后一共只有七天时间,结果是“怀恩之众悉归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子仪知卢谅之诈,杖杀之。”29

  郭子仪率军进驻汾州一说根据何在,不得而知。有趣的是,是年正月,仆固怀恩叛,谋取太原。其时,代宗谓子仪曰:“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即“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这里的汾上,宋代的胡三省诠解为“谓汾阳”30。这恰恰与太原阳曲不谋而合了。


注释

1、《华声报》1994年6月3日。
2、《华声报》1994年6月14日。
3、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后援团《郭子仪与山西》。
4、5 、同2 。
6、《西安晚报》1993年12月11日
7、《明史·地理志》。
8、同3
9、《资治通鉴》卷232。
10、《旧唐书·德宗纪》。
11、同3
12、同10
13、《中文大辞典》。
14、《资治通鉴》卷222。
15、17《旧唐书·职官志》。
16、《新唐书·百官志》。
18、《资治通鉴》卷219。
19、《唐会要》卷46。
20、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7。
21、同18
22、《资治通鉴》卷209。
23、《资治通鉴》卷210。
24、袁英光《唐明皇传》。
25、《李涪刊误》
26、《环球郭氏宗谱》第一辑。
2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28、《华州志》。
29、《资治通鉴》卷223。
30、同29。

作者:崔平(又号多鹤太郎)
原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996f5c0100oqo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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