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因反张媚日而被张作霖残忍枪杀；张学良因谏蒋抗日而被蒋介石软禁一生。无怪乎人们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在“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还念念不忘这位爱国将领，他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汾阳王的裔孙

　　郭松龄，字茂宸，诞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郭松龄的故乡，是辽宁省东陵区的一个叫渔樵寨的村子。

　　郭松龄的祖先世居山西省汾阳县。据谱书溯源和郭家后人代代传述，郭氏一门是李唐王朝中兴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郭松龄的远祖，在明朝时迁来东北戌守边疆，清初因遭世乱和兵祸，家业荡然一空。郭松龄的曾祖父一支，在关东开禁后，随同逃亡难民避居本溪一带。在郭松龄的祖父时代，才迁徙到渔樵寨落户。

　　郭松龄的祖父，是一个比较开通的农民，从小读过几年书，粗通文理，又很会种地、做工。就是这样一个能手，也无法逃脱奉天城郊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因为受赋税和债务所累，不得不典卖土地，变为农村的赤贫户，被抛进社会的最底层。最后，郭松龄的祖父母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据村中老人们回忆，郭松龄祖父母死的时候，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只得草草掩埋在无主的河滩地上。有一年小沙河涨水，把坟茔地淹没，两位老人的尸骨也被冲走，落得踪迹皆无!

　　郭松龄的父亲名复兴，字恢原。在他的名字里，包含着长辈们复兴远祖绩业、光宗耀祖的殷切期望。少年时读过孔孟典籍，“苦攻场屋，卒未得志”。后来因为家境落寞，不得已放弃功名仕进之途，在乡镇做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赖以自给，过着清苦生活。而塾师这个职业是不固定的，随时都可能解馆停业，生活毫无保障。

　　因为生活颠连无靠，郭松龄的父亲在年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成家，与本乡一位李氏农家女子结婚。李氏出身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之家，出嫁时带来一些赔送，所以结婚之初，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后来，他们一连生了好几个儿女(生存下来的只有松龄、任生、大鸣)，家境也就不如从前了，生活一天比一天拮据，甚至于经常陷于困顿之中。

　　郭松龄的父亲，是一位勤于职守的人，无论在外乡或在本乡设塾馆授课，他都把全部精力用到塾生身上。他虽然没有考中科举，论真学问却也不比那些考中的差。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做学问精益求精，在教学时认真授课，批改文章一丝不苟，因此很受塾生们的欢迎。

　　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性情贤惠，明理豁达，对丈夫克尽妇道，体贴入微，对子女她是一位慈爱、平和的母性。郭松龄的父亲，常年在外地设馆授课，无暇料理门户、抚育子女，家中的一切都由郭松龄的母亲辛勤操持，默默地把一个家庭的重担挑起来。不管家境怎么困难，她从不让丈夫操心，含辛茹苦，勤劳节俭，劬劳无怨言。

　　郭松龄父亲的勤奋工作、好学不倦的精神；母亲的勤俭、朴实的作风，在郭松龄的身上打下了很深烙印，传给他不少先哲遗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他后来得以经受各种艰苦环境的磨练。郭松龄的成长并练就成一名救国之材，应该说是他的父母给他打下的根基。

　　孙中山的信徒

　　郭松龄对孙中山先生素怀敬慕之心。他在广州任警卫军营长时，曾拜谒孙中山先生，聆听中山先生的教诲。郭松龄对军阀政治十分愤慨，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盖以‘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中山深韪其言”。韶关讲武堂成立，聘请郭松龄任中校教官。郭松龄便以他对革命的赤诚，惮精竭力地为军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郭松龄在广州和韶关期间，因工作之便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孙中山，经常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使他受到很大的教益，耳目为之一新。特别是孙中山的那种勇敢进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更使他由衷敬佩，受到巨大的鼓舞。郭松龄暗自下定决心，要以全部精力协助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目标，让全国人民早一天享受“共和”之乐土。

　　郭松龄非常敬佩孙中山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他对孙中山提出的反帝、反军阀与和平建国的主张，表示衷心拥护，认为只有孙中山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扫除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从心里感到高兴。在孙中山下榻张园后，郭松龄登门求见，面请中山先生指教，听取中山先生改造中国政局的意见。在此七年前，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过郭松龄，他们那次谈话，给孙中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孙中山见郭松龄来访，态度极为诚恳，破例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孙中山倾心地向郭松龄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和平建国等时局主张。郭松龄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切中时政的救国方略，心中非常高兴，并且表示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郭松龄归后，向张作霖转达了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主张，“劝张作霖联合北方军人以为中山之助；张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据说，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张作霖登门问疾，关起门向孙谈了自己的密话。“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他愿代孙中山疏通外国人的感情。”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媚外、惧外的心理。

　　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因过度劳累肝病复发，不得不推迟进京的时间。当他获知段祺瑞、张作霖屈从帝国主义旨意，准备召开“善后会议”的消息，一时极为气愤，遂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抱病进京。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在病中发表《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严厉指责善后会议为军阀官僚所包办，不容纳人民代表的错误。段祺瑞藐视孙中山没有实力，拒绝了孙中山的正确主张，擅自召开由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的主张，完全被段祺瑞、张作霖所破坏。

　　孙中山对段、张的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懊恼，“每闻‘善后会议’四字，必起盛怒”，因此病情日渐加重，延至三月十二日，终至与世长辞。孙中山逝世后，北京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郭松龄对中山先生的不幸逝世，很是悲痛，他派弟弟郭大鸣和友人李坚白赴京，代表他参加追悼祭奠。然后，让两人留驻北京，“畀以与国民军在京接洽之任务”。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郭松龄预感到中国政局必将重新陷入混乱局面，只有与冯玉祥通力合作，广泛联络有志之士，共同担负起匡扶危难的大任，中国前途或许尚有可为。

　　郭松龄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摧毁直系军阀的作为，从内心表示崇敬。郭松龄常向冯玉祥的京汉铁路局长王乃模(系郭在陆大的同期同学)表示愿与冯玉祥合作救国的愿望，“但未引起冯的重视”。后来，郭松龄通过他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同学关系(韩、李系燕京大学同期同学，关系很密切)，经常与冯保持来往，表达合作的诚意。冯玉祥也经常派参谋长刘骥、张之江等与郭接触，冯与郭关系越来越密切。据郭松龄副官赵云飞先生回忆：1924年秋，郭松龄住在天津时，冯玉祥派高级参谋张树声专程赴天津会郭，赠给郭松龄一座银盾，……上面有‘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八个大字。以后郭回沈阳，冯的代表张树声还曾到沈阳水簸箕胡同郭公馆拜访过。”表明冯玉祥与郭松龄已经达成了联合反张的默契。在此同时，郭松龄还秘密与苏联代表有联系。

　　张学良的良师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由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张作霖建立东三省巡阅使署，调任张作相成立卫队旅，任命张学良为卫队旅营长。1919年3月，张学良离开卫队旅，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郭松龄于讲武堂开学之时，调到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因教学关系与张学良接触较多，感情融洽，建立了师友之谊。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教官多聘请北京陆大、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担任。军事教育课程，主要参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教程制定。在思想方面向学生灌输封建的“忠君”思想，要求“效忠”张作霖，服从张作霖的意志，感激张作霖的“恩泽”，甘心情愿充当张作霖的家兵。

　　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教官中多有逢迎纵容者，惟有战术教官郭松龄对他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张学良也很自爱，不以身份特殊而自异于同学侪辈。他能自觉遵守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张学良勤于学、术两科的学习，刻苦训练，因此，很受师友们的器重。张学良以学习炮兵为惬意，志愿入炮兵科学习。在学科方面编入第一教授班(即第一战术班)[HTSS]，在术科方面属于第四区队(即炮兵队)[HTSS]。郭松龄任战术教官，教授战术课程。由于炮兵的“射击原理”比较高深，非具有高中以上的数学、物理知识不易掌握。为此，郭松龄除给张学良讲授战术课程外，还就炮兵的基础理论、操作方面的知识，热心予以教授辅导。

　　张学良对军事训练课程及野外演习等科目，也能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学校决定全副武装赴省城东郊约四十余里的四方台，进行战斗演习。时值冬季，张学良也随队参加，沿途演习了攻击、防御、追击、退却等动作。队伍到达四方台时，已是夕阳西下了，即在该地演习“露营”及“阵地彻夜”。待到天明，指挥部下达命令，迅速向省城方向“转移兵力”。队伍将到东陵(距沈阳城东约二十余华里)时，指挥部又发出“跑步前进”的命令，学员们一直跑到省城东边门外的讲武堂院内。这时掉队的人很多，张学良不但没有掉队，而且兴致勃勃，毫无倦容。他的体力和耐劳精神，都是很坚强的。

　　又有一次，郭松龄率同张学良等赴开原、铁岭一带参观日本关东军的“实兵演习”。时值隆冬，地冻天寒，住在野外，异常艰苦。据郭松龄谈称：“张学良仅以一毯渡此寒夜，其忍苦耐劳的精神和其抱负之雄壮，实系大有可为。”

　　张学良不以在讲武堂学习六大军事教程(即战术、兵器、军制、地形、交通、筑城)为满足，他商请郭松龄转约傅仲云(讲武堂第二教授班教官)在余暇时间，为他讲述一些“高等军事学”。可见张学良是一个很有上进精神的青年军官。

　　郭松龄不仅要求张学良要学好学、术各科课程，使其具有优秀统兵官的才能，而且非常关心他在政治上的成长。并经过对张学良仔细观察，认为他虽然生长在大军阀家庭，但他的思想与其父张作霖截然不同。在郭松龄心目中，张学良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进取心的青年，很有培养前途，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将来张学良若能承袭其父的地位，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实现改造东三省之初衷。郭松龄经常有意识地向张学良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等爱国主义思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其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矣”。

　　1920年(民国九年)春，张学良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接任张作相兼任的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职务。张学良以二十岁少龄统带一个旅，自感担子太重，同时“他想改革旧军队，因为没有经验，便倚重郭松龄”。张学良见郭有丰富军事知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生活朴素，工作认真，遂向其父请求将郭调到他的身边担任军职，辅佐他治军。张作霖也希望他的儿子掌握兵权，答应了他的请求，委任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张学良任用郭松龄佐理军务，当时人们评论说：“郭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张学良虽然年轻，可是能知人善任。”军中要务多委托郭去办，张对郭言听计从，连长军官任命多由郭自行裁定，营长由郭与张商量后任命。郭对张忠心耿耿，张对郭推心置腹，两人“情同手足”。张经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郭得张学良信任之专，是世间少见的。

　　郭松龄与张学良两人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由于他两人的思想和经历不同，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争论了就拉倒，谁也不抱成见。

　　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而汉卿将军则每表同情。”

　　郭松龄一直做张学良的副手，对张学良很尊重，平时办事从不自专，经常请示张学良，凡是张学良坚持的事，郭松龄最后多是服从。张学良对郭松龄也极为信任，凡是郭提出要办的事，张都表示支持，因此，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当时，“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由此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

　　由于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反对张作霖媚日卖国，郭松龄反戈后于1925年12月25日皆同夫人韩淑秀残遭枪杀，时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5岁。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是很痛惜的。据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周文章回忆说：“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氏夫妇遇害了。”另据刘鸣九回忆说：“张学良接到总司令部卫队高金山打给他的电报，高说他是奉命前来押解郭氏夫妇的。张学良马上命令刘鸣九给高金山发电报，让高将郭氏夫妇解往兴隆店军团司令部。还没等电报发出，高即来电说，‘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奉军总司令部将郭松龄夫妇遗体照片送各部传示，“印刷品送到张学良面前，他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惨状，对杨的做法深为愤慨。”第二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还以哀惋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悼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后来，张学良也经常怀念郭松龄。“张学良失去郭松龄的帮助，自己担起担子感到极大压力。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他就感叹地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在“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将军还念念不忘这位爱国将领，他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郭世科摘编自郭兆文提供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任松、武育文著《郭松龄将军》一书，原以《爱国将领郭松龄》为题载入《郭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