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碑铭说明，郭子仪的庙碑（也是第一座）在邠州，郭子仪作为“藩王”，“归藩”乃是归居邠州之地，既有郭子仪封户在邠州，也是郭子仪大历三年之后长期镇居之地，可以直接否定“汾州为郭子仪的封地”。该碑铭也属于当朝人记叙当朝事，其可信度非常高。反观汾州（今汾阳）无法找到相关“郭子仪封地在汾州”的任何记载。

　　2.《唐故撿校司空兼太常卿贈司徒郭公墓誌銘並序》（即《唐郭钊墓志铭》）记载：“時以孟津要地，控臨河朔，非勳德重望不可以任，遂作鎭河陽，就加左僕射。其年遷領河中，且曰：‘惟豳與蒲，皆汾陽舊封，祖孫續之，爲公之榮歸閼。’拜兵部尚書。又出鎭東川，加撿校司空。”该墓志作者李虞仲，系李端之子。李端曾经“游于驸马都尉郭曖之门”。李虞仲生年正与郭暧、郭钊父子同时。豳即邠州，今陕西彬县。（既然邠、蒲都是“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亦在理。）

　　李虞仲撰写《郭钊墓志》，正是当代人叙述当代事，“惟豳與蒲，皆汾陽舊封，祖孫續之，爲公之榮歸閼”，郭钊也曾镇守河中，也曾镇邠州，所以说“祖孙续之”。与郭钊同时的李虞仲，记载郭子仪的封居之地乃在邠州、河中，而且记载更加直接、更加明了，不容否定。墓志末尾铭曰：“蒲邠之人，世思遺美。”可以与前文相佐证。

　　3.韩游瓌，非韩游环。这是个常识字，省写后为“瑰”，很多人读“环”。是误读，还是有意写成“环”，我们不得而知。

　　4.邠州。《旧唐书》《新唐书》皆记载，邠宁庆节度使下辖邠州、宁州、庆州，三州无一地在山西者（乃今甘肃正宁、庆阳和陕西彬县）。邠州乃是大历三年之后郭子仪长期“防秋”镇守之地。所以，郭子仪长期镇守的邠州，怎么有人误为“汾州”，确实不能理解。

　　5.蒲州，查《旧唐书 地理志》《新唐书 地理志》，唐肃宗、代宗之时属河中府。河中府也有郭子仪的封户。郭子仪封汾阳郡王，封地总共2000户（大历十四年），其中至少有900户以上的封户在河中。《旧唐书 郭子仪》记载，宝应元年郭子仪平定河中之后，“入朝”，“加实封七百户”。郭子仪单骑退回纥和打败吐蕃之后：“入朝，加实封二百户，还镇河中”，说的明白白。郭子仪封户在河中，乃是因为郭子仪长期镇守河中之故，为了方便其“防秋”，皇帝直接加封户在其镇守之地。

　　举个例子，就地加封户，不按祖籍地封王，李光弼就是很好的例子。李光弼芒山之败后，朝廷派其镇守临淮，封临淮王就地加封户。按说他的祖籍地在柳城，之前封蓟郡公，按祖籍地封王，也应该封柳城郡王。可是朝廷封的是临淮王，封户在临淮、江淮之地，没有按照祖籍地封王。这也可以说明李光弼与郭子仪有类似的赏赐封户的经历，即都因镇守该地后就地加赏的封户。“止临淮”之后“宝应元年，进封临淮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光弼以久须诏书不至，归徐州收租赋为解。”徐州为临淮之地（《旧唐书  李光弼》）。

　　6.关于韩游瓌与李虞仲所处时代。韩游瓌郭子仪部将，与《汾阳王庙碑》作者高参、张谊皆同时；《郭钊墓志》作者李虞仲，与郭暧、郭钊父子同时。所谓“当代人记叙当代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句话的含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明明白白的记载来看，还是从情理之中，郭子仪封汾阳王爵位，都不必一定按祖籍地；其封户2000户，多在河中（《郭钊墓志》可证，当代人记叙当代事）、邠州（《汾阳王庙碑铭》和《郭钊墓志》也可证，都属当代人记叙当代事）两地，不闻有在汾州者。有人说，找到了大量郭子仪在汾州的记载，可是我们经查证发现，郭子仪即使也有到汾州的日子，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郭子仪的封地“就在汾州”的明确记载。有人拿什么《因话录》等文献来搪塞，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也没有明确说明郭子仪的封地就在汾州。故而真理只有一个，如《汾阳王庙碑》与《郭钊墓志》所载，郭子仪的封户在邠州、河中，郭子仪的首庙在邠州，墓志铭的作者与当事人同时，他们撰写墓志铭乃属当朝人记叙当朝事之性，可信度高，不容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