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前后，作者开始了解研究汾阳王郭子仪。在收集相关历史资料、研究文献、文学作品的同时，先后访问瞻仰了山西、陕西、河南、内蒙、河北等省区与郭子仪祖籍、生活、为官、作战及纪念等方面具有重要关联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并与各地郭氏宗亲会及郭子仪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糸。这些史料、感知和信息的积累，为作者写作《汾阳王郭子仪》一书构建了较为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构思及写作《汾阳王郭子仪》一书的过程中，作者收集、阅读和观看了一些早年及现今以郭子仪为题材的文学及影视作品，作者认为：

　　早年以郭子仪为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本就不多，流传至今的也多为过于“出世”的玄门武侠类作品，如小说《月唐演义》（亦名《男女英雄会》），97年再版时虽改名《郭子仪演义》，但内容却把郭子仪写的神不神，侠不侠，与史实郭子仪远不沾边。可以说，早年的相关作品中，类似晋剧“打金枝”那样与郭子仪史实贴切的，可谓凤毛麟角。

　　现今不少以郭子仪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又多为过于“入俗”的煽情之作，钱味浓、品味低，刻意迎合娱乐市场，滥写男欢女爱，将“德完道粹”的郭子仪戏说的俗不可耐。

　　更有甚者，当前有些以郭子仪为题材的、且冠名历史小说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言，却非“七实三虚”，实为“七虚三实”的伪历史小说。

　　这类伪历史小说，或是对郭子仪重要人生经历及家庭背景等史实只知所以，不知所以然便胡编滥造；或是对郭子仪人生经历中的重要疑议要么不知，要么知却不探究、不理会而肆写乱撰；或是搬移剪切史料，东拼西凑生拉硬扯，肆意撮合重要历史人物关糸，轻率曲改重要史实；或是对明显有误的史料照抄照录，流误传谬。

　　这类伪历史小说，通篇不乏明显的史实硬伤及常识错误，对受众的误导及消极影响不容等闲视之，不可不闻不问。如时下有部号称长篇历史小说、分上中下三册、名为郭子仪树碑立传的宏篇巨著，其开篇竟把郭子仪戏说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投贻转世，且给家里带来诸多不幸：“五岁时”妨父蒙冤获罪十五年；“七岁时”妨“与郭子仪感情不深的母亲向氏”忧病早逝。实则，史载郭子仪父郭敬之从未获过罪，史评之：“言必忠信，行不违直方，清白端一之操，终始无二。”而史载郭子仪母向氏老夫人直到郭子仪五十八岁时方安然辞世，至于所谓“母子感情不深”，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无稽之谈。在涉及郭子仪人生至关重要的父母亲这个重要家庭背景上都肆改滥编，可知其书戏说过分之甚！这种不尊重基本史实的极不严肃、极不严谨的创作手法，别说与历史小说体裁格格不入，即便纯娱乐作品也为过分。这样来写以郭子仪为题材的、具有树碑立传性质的历史小说，何止是郭氏族人不能容忍！网上抨斥此书的评论自然是在所难免。可见，那些看似笔粗如椽、实则墨淡如水的伪历史小说，虽然作者出发点是欲为郭子仪树碑立传，然而其过分戏说的写法却事与愿违，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描红渗黑”的反效。其结果，不仅是对郭子仪这份珍贵历史遗产的不敬和糟蹋，而且极易在相关史实上对世人造成误导，也极易使郭子仪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实教益作用大打折扣，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比过于“入俗”和“出世”的、受众看过仅付之一笑的纯娱乐作品为甚。

　　为此，作者写作《汾阳王郭子仪》的初衷与目的，既出于对郭子仪的敬仰，也为使世人真正了解、更加关注和更好传承、宏扬郭子仪这份珍贵而丰厚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想以一部以郭子仪为题材的、名副其实的历史小说拨乱返正、以正视听，消除那类伪历史小说在郭子仪相关史实上对世人造成的误导和消极影响。

　　因之，作者于构思与写作《汾阳王郭子仪》之始，就确立了“宁可写不成，决不粗制滥造”的原则，也明确了“以写作引深研究，以研究指导写作”的创作定位。在该书十余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在研究解析史料的基础上，先后于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等报刊发表了“郭子仪与山西”、“李白于太原救过郭子仪”、“郭子仪经历中的三个重要疑议”等史论文章。

　　作者认为，要想写出一个以历史真实为骨胳、脉络，以文学朔造为血肉、肌肤，兼具历史素描写真与文学浓彩渲染双重感染力的，能真正取信、打动、影响、益泽当今社会和世人的郭子仪，那么，翔实的史料、正肃的笔触、厚重的文风、客观的描述和深刻的主题是不可或缺的。如若迎合市场票房，追求低俗娱乐，不顾史实戏说滥编，把郭子仪游离于史实边缘，浸淫于男欢女爱，是至难写出郭子仪“功盖天下，再造唐室”的历史功绩；至难写出郭子仪“虽齐桓、晋文比之为褊”的历史形象；至难写出郭子仪“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的历史影响；至难写出郭子仪“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的历史评价；至难写出郭子仪“千古一人”的历史地位；至难写出郭子仪“德完道粹”的人格魅力；也至难写出挖掘珍贵历史遗产、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立意和功效的，其作品也至难起到消除伪历史小说对世人造成的误导和消极作用。

　　为此，作者写作《汾阳王郭子仪》一书把握了以下原则：

　　一是基本内容植根于史实基础。
　　二是主要人物以史实人物为原形。
　　三是重点情节与相关史实的事件、时间、人物、背景、结果相吻合。
　　四是植根于史实，又不简单照搬史料，而是深入时代背景、人物内心、事件内部，剥肤及髓地揭示更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五是对郭子仪人生经历中几个重要疑议，如“郭子仪年轻时是否与安禄山打过擂比过武”、“郭子仪初授官职是中级武官还是最下级武官”、“李白在太原救没救过郭子仪”等由来已久的疑议，既不回避异见，亦不轻率趋同史籍记载，而是通过研究相关史料，依凭客观史据，明确作出如下解析和判断：不趋同民间及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所言郭子仪年青时与安禄山打过擂且于武举考场比过武的说法；论证了郭子仪初授官职应为最低官品“从九品下”的“左卫长上”，非为新、旧《唐书》所载“从六品上”的中级武官“左卫长史”；勘验肯定了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其事，也否定了其事发生于年青郭子仪“初在行伍”时的典籍记载。依据以上解析和判断，作者方于书中进行了相关内容的创作。
　　六是语言上釆取文言文与简练白话相结合的特点，尽可能与书中时代背景、人物语境相贴切。
　　七是情节上减少繁枝杂杈，文字上避免赘言絮语。为通篇求精，作者数次推迟出版时间，对已成书的书稿，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改动，章回数由八十回缩为六十回，字数由近七十万字删减为四十余万字。

　　作者认为，相较诸葛亮、关羽、岳飞等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郭子仪从历史功绩、历史影响及人性魅力、传奇经历等各方面虽不逊色，却有鲜为人知之憾。究其原因，没有一部植根于史实的、真正被世人认可的，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关羽，《说岳全传》写岳飞那样的写郭子仪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之，作者希望《汾阳王郭子仪》一书的出版，既起一些以正视听的作用，消除那类伪历史小说对世人造成的误导和消极影响，也希望能在郭子仪的历史研究及文学、电影、电视剧、戏剧等文艺创作和改编方面发挥一些良性互动效果，起一些促进、铺垫和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上所言如有不当，诚望各位方家及言论涉及方面指正赐教。

　　　　　　　　　　　　　　　　　　　　　——《汾阳王郭子仪》作者  贾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