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称郭子仪为“汾阳王”，而正式名称应是“汾阳郡王”。 郡王是一种爵位，爵位是享有某种特权的称号。唐时，爵位共分亲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九等。郡王是二等爵位，因一等爵位亲王只有皇子才能授予，因而郡王是皇族之外文武大臣的最高荣誉。为加区分，每个被授予爵位的人，其爵位之前要冠以名号，如汾阳郡王、代国公、太原郡公、寿阳县男等，这里的汾阳、代、太原、寿阳都是地名。至于取什么地名作名号，情况比较复杂，但不管什么情况，这个作为爵位名号的地名，并不是其本人的封地。历史学家王仲荦曾指出：“唐制，王、公等没有实际的封地”（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148页）。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并不实行商周时期的分土封侯制度。当时，连皇室封王者都不准出京城一步，何况郭子仪这样的异姓王，更不可能有封地。所以，汾阳王郭子仪有封地一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郭子仪的食邑地是否在汾阳县呢？答案是否定的。

　　历史学家王仲荦说：“受封的功臣和贵族，虽然都没有实际的封土，但加食实封的，可以根据所食实封的户数，征收租庸。”（《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480页）。就是说，唐代对封爵者虽不给封地，却有食邑若干户的名义，但实际上也是徒有其名，称为虚封，。只有加上“食实封”若干户之类的名号，才能拨出若干民户的赋税归食邑者享用（参见杨志玖、张国刚《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载《文史知识》1985年12期）。郭子仪去世前，食实封二千户，就是实际享用二千民户的赋税。食邑地点，并不以封爵名号的地点确定。撰于唐朝的《唐六典》一书说，封爵“皆以乡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新唐书·百官志一》记：“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这就是说，给食实封者缴纳赋税的民户，分散在各州，并不专在一地。而且，食实封的地区，也往往由受封者自由选择，他们大都“专择雄奥”，“莫居墝瘠”（《唐会要》卷九十引宋务光语）。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⑴汾阳郡王的“汾阳”与郭子仪的食邑地没有必然联系，作为食邑地来说，它只是“空名”；⑵ 郭子仪的食邑地不专在一处，而是分散在相关各州；⑶ 他的食邑地不会在贫瘠凋敝之处，必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所以，今汾阳县是郭子仪食邑地的可能性很小。

　　郭子仪的食邑地到底在哪里呢？新旧唐书的郭子仪传和《资治通鉴》等都未明书。但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新唐书·郭子仪传》：“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物一皆遏绝。子仪封币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卫送。”其中的“封币”一词，指封户向郭子仪缴纳的财物（参见《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1985年1月版）。这里说的是，驻在汴州（今河南开封）的军阀李灵曜拥兵割据（约为大历十一年），从这里路过的朝廷和食邑者的赋税财物一概被李灵曜劫取，只有郭子仪食邑地向郭子仪缴纳的赋税，李灵曜却不敢扣留，还派兵护送。当时郭子仪家在京城长安（今西安），他本人驻防在邠州（今陕西彬县），都在今陕西中部。从郭子仪的食邑地向陕西中部运送财赋，要路过今开封，一查地图就会明白，其食邑地只有在开封以南或以东才合理。从当时的军事、经济形势分析，北方受到战争严重摧残，经济凋敝，财源枯竭。而南方江淮一带战争较少，经济相对繁荣，是当时唐朝的主要财赋之区。从江淮向长安一带输送财赋，汴州（今河南开封）是必经之地。因此，郭子仪食邑之地可能就在江淮，但肯定不在今山西汾阳，因为从山西汾阳到陕西中部，不用绕道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