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泳）

　　汾阳郡王郭子仪生于华州郑县，晚年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立大功，于至德二载（757）封代国公，封户1000户；宝应元年（762）出镇绛州期间，平定朔方军绛州行营的叛乱再立大功，在绛州期间加实封700户（郭公庙碑铭碑阴有记载，先加实封200户，再加500户，都是在河中平定叛乱时加的）；大历三年联回纥破吐蕃，加实封200户，在河中府蒲州。后来郭子仪已经出镇邠州，退休，加实封100户，封户通前总共2000户。《唐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并序》记载“归藩居邠”，“清庙既成，在邠之野”，“盛德遗芳永流西夏（邠州在大唐西疆）”；《郭钊墓志铭》记载，“唯豳（邠）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继之为公之荣归”。这些金石记载比较贴近郭子仪时代，可信度非常高。但是当今很多学者没有看仔细唐代的地理变化，没有做到当代文献记叙当代事，即没有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用一般的、只有“反”而没有“复”地思量过的联系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郭子仪封汾阳王似乎真的在今山西汾阳了，或者，山西太原？真的是“依据祖籍地”封王吗？事实真在汾州和太原吗？不是的，既不在汾州，也不在太原晋阳、阳曲。“汾阳王封地在汾州”的漏洞太多，而每个漏洞也太大。更加上宋元以来，谱学的历史功能普遍的表现为有所贬值，于是不断人为“曾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造成今日汾阳王祖籍之争、太原郭氏重心之争等等很多矛盾现象的不断涌现。本人虽为汾阳王之后裔，但站在今阳曲、今汾阳之争之外看事物，有旁观者之感。下面一一略做分析。

　　一、郭子仪封汾阳郡王之史实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上元三年(公元762元)二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时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纵连贼，朝廷忧之。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使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郭子仪辞赴镇……子仪至绛，擒其杀国贞贼首王元振数十人诛之。太原辛云京闻子仪诛元振，亦诛害景山者，由是河东诸镇率皆伏法。”以上清楚地记载了郭子仪的进封与战绩，也讲明了郭子仪是为平定河中、绛州叛乱而出镇绛州的，性质跟李光弼出镇临淮封临淮王一样。

　　二、郭子仪封王与唐太宗《功臣世袭刺史诏书》无关

　　首先，“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只对初唐管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太宗《功臣世袭刺史诏书》曰：“但今刺史，即古之诸侯，虽立名不同，监统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齐国公无忌等宜委以藩镇，改赐土字。无忌可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魏国公玄龄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共十六人)——余官食邑并如故，即令子孙奕叶承袭。”郭子仪之父虽未刺史，但没有大功勋，故子仪没有承袭父爵。

　　三、郭子仪封王《授彭王馑等节度大使诏》中封王类似，都是为了出镇边疆

　　乾元二年肃宗下《授彭王馑等节度大使诏》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内封子弟，外建藩维——历考前载，率由旧章，彭王馑等委以临戎。彭王馑可河西节度大使；……必能辑和戎律，慎守封疆。”共封七人。“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同样对中唐能够控制的王室成员和部分功臣管用，但郭子仪封王与继承古制没关系，而是跟李光弼、李克用、甚至下文诏书中的几位王爷一样，是为了“镇守封疆”“平定该地叛乱”而封王的，并不依祖籍地。肃宗分别加封功臣李光弼为临淮郡王，李光弼于是出镇临淮；郭子仪为汾阳郡王，郭子仪于是“出镇绛州”。

　　四、郭子仪与临淮王李光弼一样都不按祖封

　　隋书、唐书等等好几部《地理志》都表明临淮在泗州。说李光弼进封临淮郡王，其封邑也在淮河边，这样的学者还是没有搞清楚临淮的地理变化。临淮郡王时历史记载其“出镇临淮”，临淮郡在泗州，李光弼的部分封户就在泗州，徐州也有部分。

　　李茂贞封岐王，在宝鸡、凤翔一带，明白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古西岐之地。李克用封晋王，担任河东节度使，其节度使府和封户都在晋阳，破除了很多人迷信的“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的迷信。中晚唐封王特别滥，李克用还是沙陀人，居然封晋王，可见“京畿内山川不以封”对李克用都不管用了。

　　五、汾阳王封地汾州证据存在严重漏洞

　　首先解决汾阳王有没有封地的疑问，回答是肯定的。《旧唐书·郭子仪传》提到：“汾阳旧邑，盍有丕承。”意思是说，郭子仪的原有食邑，应该由其后代子孙承袭。是不是就在今山西汾阳呢？我看不是，其简单的理由是今山西汾阳在上元元年、二年叫西河县，属西河郡，但没人能证明上元三年西河县改名汾阳了。

　　“汾阳旧邑”在哪里呢?

　　(一)有两则唐代文献明确说明郭子仪的封地就是邠（豳）州、蒲州。

　　一则是《唐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并序》记载：“归藩居邠”，“清庙既成在邠之野”，“盛德遗芳永流西夏”。强调一下，郭子仪居邠，不是居汾。汾阳王庙在邠之野，不是在汾之野。盛德遗芳永流西夏，邠在大唐西北，所以叫“西夏”，汾州不在西北，而在关东西河。其德芳流于西夏，而不是流于关东、关中。

　　其二是《郭钊墓志铭》也记载的明明白白，“唯豳（邠）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继之为公之荣归”，豳通邠。豳与蒲二州都是郭子仪的旧封。

　　唐代赵粼名著《因话录》和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只是说郭子仪到过汾州，不足以作为“汾阳王封汾州”的证据。赵粼是平原人，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赵粼本人没有见过郭子仪，也不是郭家的亲戚。而与之大略同时的郭钊，郭子仪之孙子，其墓志记载的很明白，“唯豳（邠）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继之为公之荣归”，豳与蒲才是郭子仪的封户所在地。注意，这个封户，是租赋之地，不是占地封王的“封地”。

　　(二)《庆唐观纪圣铭》碑文中记载“汾阳之龙角山”，汾阳乃是泛称，汾河之北岸的龙角山，跟“序封阳曲”之阳曲泛称如出一辙。

　　现存汾阳的现于2008年12月26日的《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称：“夫君讳洲谊，厥先陇西人也”，“今为西河人焉”。“以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六月十八日终于私室”，“以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正月十七日于郡城西南约一里祖茔之前购置新茔平原礼也”。“李氏茂族兮传芳，分枝叶散兮汾阳。”表明，李府君“今为西河人”乃是西河县人，属于泛称汾阳中的一部分。也证明西河县不可能同时又叫汾阳县。

　　现存于汾阳的第六块《唐故高君墓志并序》记载“故君得生汾阳之上，而长于西河之内”，“葬于州城南外平原礼也”等，也证明“汾阳之上乃汾水之阳也”的正确性。这位高君，葬地不是汾阳县城南，而是州城南，客观也说明汾阳县的不存在，但不表示泛称“汾阳”也不存在。

　　现汾阳市收藏的《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铭并序》(公元735年)，《唐故赵夫人墓志铭并序》(公元852年)均记载，“葬于汾阳城西"及“逝于汾阳私邸”字样，由于汾阳建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开始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墓志我不置评，但是我知道“汾阳”“汾上”都是泛称，居我了解，汾阳可为汾州代称，也可为汾水北岸很多城的代称，静乐、阳曲，都有个汾阳的称谓，既有建制称谓，也有泛称。只是汾州的代称，依据建制而言，没人知道唐代汾州城的代称是建制县还是其他。我们反而都知道，汾阳的称名确实久远，泛称比建制称呼时间长，汾阳建制县是明代才有的，唐代多泛称，而且对西河郡的泛称多一些，对太原一部分地方也适用。

　　唐代的游历诗中有确很多汾阳泛称的事例，而不是专称“汾州”一地一城。因为阳曲曾叫汾阳，静乐曾叫汾阳，河津曾叫汾阳，万荣曾叫汾阳，如唐代诗人徐安贞在《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诗中写道：“还望汾阳近，宸游自奋然。”查《水经注》，雀鼠谷确实在介休县西南，但作者是依汾水北岸而南出的，所以南出雀鼠回望汾水之岸，仍然是汾河北岸，叫“还望汾阳”，仍为宽泛地名。再如岑参在送友人归太原时写下了“却投晋山老，愁看汾阳花”的诗句，晋山、汾阳，一山一水，稍稍有读诗的人都明白，这是对仗句，由此也不能确定岑参这里用“汾阳”代汾州地区，这个汾阳显然是泛称。汾上为汾水上游泛称不止汾州一地，汾隰为汾州隰州之合称，汾湄为代称。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在汾州设立汾阳军。金代依旧设汾阳军于汾州。金代诗人参观汾州狄青庙后吟诗赞“汾阳留壮迹”。这个“汾阳”只是表述“汾阳军节度”辖区，不表示汾阳县。由于设置汾阳军节度，金代汾阳几乎成为西河郡的代名词，“汾阳留壮迹”，表示宋代的狄青在汾阳地区的汾州做官，仍然是泛称，是汾阳军的简称，也不专指一县一地，因为汾阳军下辖不止一县一地。

　　（三）个别人认为，宋代名僧善昭本太原人（宋代太原属并州），长期主持汾州太子院（大中寺），备受海内外佛教界推崇，其代号有汾州、汾阳、西河狮子等，可见在唐宋时代汾州、西河是同一个地方。这句说的基本正确，宋代汾州为西河郡这是没有问题。

　　(四)又个别人说：郭子仪后人的家谱记载、郭暧封地有汾阳遗迹。我却要说，这些都是后世文献记载的，并没有当代人记叙当代事之文献。唐代赵粼名著《因话录》和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只是说郭子仪到过汾州，作为“汾阳王封汾州”的证据是没有依据的。真正的汾阳建制县至万历年间才出现。

　　六、人为“层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行为影响恶劣

　　“层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是指（个人观点）太原郭氏后裔当中，由于知识掌握程度不一样，知识结构不一样，经济追求目标不同，宋金以来有人自觉或者不自觉构造（有时候由于人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导致接受历史知识内容和输出历史知识内容不一致）本族古史。比如山西太原的晋祠藏郭公庙碑铭是复制到太原的，郭子仪后人的家谱记载以及郭暧封地有汾阳遗迹何尝又不是宋代以来的“杰作”呢？？？我且来慢慢分析。

　　其一，汾阳王后裔构造古史造成“新知识”的催生，“新知识”逐渐补充空白史。有人说：汾阳王后裔珍藏的郭氏家谱，大都明确写着汾阳是迁出地和世居地区，汾阳有许多关于郭氏的记载(详见郭裕怀主编的《汾阳王郭子仪谱传》、李吉、马志超合著的《郭氏史略》和郭世科主编的《汾阳郭氏郭村支谱》、《郭氏源流考》)。我却说，郭子仪后裔应该是到过汾州的，但是要说与汾阳王封王的关系却不大。括号里面这些资料，跟孝臣村、跟山西太原古晋阳晋祠藏郭公庙碑铭一样，属于“层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在唐代郭曜时代根本是没有这样的东西，是汾阳王后裔唐末“散居汾晋”时逐渐造成的，证据之一就是唐代《唐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郭钊墓志铭》与元代《郭让神道碑》关于汾阳王封地的记载存在鲜明的差异。因为郭钊是郭子仪的孙子，郭让是郭子仪500年后的后裔，前两块碑文的记载与元代碑文的记载，谁会更准确些呢，这是可想而知的，说明“汾阳王封地”的观念在宋代、金代以来开始发生悄然变化。当年福州的汾阳王庙就是如此，由后人从关中将王庙的碑文刻到福州长乐。假如福州长乐曾也叫汾阳，岂不是汾阳王的封地又要在福州了？？？不可能嘛。

　　又如孝臣村，它不可能产生于唐代，至少是宋金以来的产物，但是后人容易将前史联系起来，逐渐注入“新知识”，认为它与汾阳王封王有关。其实，它可能只是郭曜后裔来到此处后，为纪念祖先而叫的名字，并无其他意思，但是越到后世，其赋予的含义、内容就越多越复杂。中国的上古史也是如此“构造”起来的。

　　其二，层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造成真假混杂，还可能逐渐淹没真实的历史信息。有人的说，从唐代开始，汾阳先后建过三座汾阳王庙，历代汾州官民还有修缮感谢汾阳王恩泽，这在全国也是唯一的。(详见张海瀛先生《郭子仪与山西》一文)。这句显示，支持汾阳王首庙在汾州的人，是对邠州、邠宁节度使极其的无知，是对《郭钊墓志铭》极其的无知。侧面说明，笔者用“层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来判断“有人说”和“有的人说”两者说法属于逐步构造历史的行为，这是很正确的。《郭钊墓志铭》记载，唯豳与蒲皆汾阳旧封。所以郭暧郭钊的封地在邠、蒲州，不在汾州。郭钊，郭銛兄弟都曾担任邠州刺史，郭銛更是自邠州刺史入朝为殿中监，而不是汾州刺史。

　　又如：

　　第一个错误。有人说郭子仪的夫人王氏是“太原著姓”。而事实是，王氏是京兆万年人，家世属京兆王氏，其祖籍也不是太原和琅琊，却封太原郡君、霍国夫人。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氏碑》是正确的，却忽视了其他文献的校正记载，导致某些地方出现断层。

　　第二个错误。有人说，汾州的《打金枝》也最早的。《打金枝》的故事，我们在山西太原、临汾、河中府永济也找到了，事实是汾州《打金枝》根本不是最早的。

　　第三个错误。有人说，《唐会要》和《新唐书》都记载唐代“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唐代太原称北京，到唐玄宗又加封晋阳为赤县，阳曲为畿县。正由此因，这些地方是绝对不会封给功臣的。而事实是，恰恰太原封给了沙陀李克用，郭知运封太原郡公，郭曜也封太原郡公，郭氏家族晚辈有封太原县公、晋阳县公者。

　　第四个错误。有人说，郭子仪封的是汾阳郡王，而非县王。而事实是，唐代有郑王，没有郑郡，只有郑县；有魏王，没有魏县却又有魏郡；有祁王却没有祁郡，只有祁县；有德王，既没有德郡，也没有德县。

　　第五个错误。有人还说，郭子仪的后人封为太原公、祁国公、清源男等，也不能否定汾阳的食邑地位。事实是，郭子仪祖籍是太原晋阳人，郭子仪前代祖先叫郭亭，郭亭的另外一支后裔郭知运家族，碑文都记载其祖籍在太原晋阳，秦汉分出阳曲县。

　　综上所述，“今汾阳是郭子仪封地无庸置疑”漏洞百出。郭子仪之所以封汾阳郡王，与李光弼、李克用、李茂贞等相同，皆因地而封，历史记载“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与李光弼封临淮郡王“出镇临淮”如出一辙。况且，郭子仪封有潞、仪、泽、沁那么多节度行营，唯独却没有汾州节度行营，他出镇绛州平叛，却不是出镇汾州。汾阳王2000户封户，1000户在江南，700户在河中至绛州一代，100户在邠州。《郭钊墓志铭》也记载的明明白白，“唯豳（邠）与蒲皆汾阳旧封子孙继之为公之荣归”与《唐故汾阳郡王郭子仪庙碑铭》记载也是一样的“归藩居邠则政存化修”，这些文献都是当代人记叙当代事，比唐代赵粼名著《因话录》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可靠的多。

　　由于部分历史记载出现失误（如欧阳修误序封夏阳为阳曲，误邠州为汾州），导致人为“层累地造成太原郭氏古史”行为猖獗，造成唐代很多正确的记载逐渐被歪曲，《汾州府志》与《汾阳县志》记载出现偏差，邠州篡改成汾州，邠宁节度使成了汾宁节度使，郭公庙碑铭不慎跑到晋祠导致太原有部分人认为郭子仪封地就在山西太原，序封夏阳被人遗忘而是直接封阳曲，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太原郭氏中心由晋阳“变”成汾阳，忘记史书记载郭泰如何改为“郭太”的，进而因“郭泰”之“郭太”史书误记论而演变为郭亭也封西河（全然不顾汉代西河地区不在山西汾河一线而在吕梁以西的事实和汉代封侯制度）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