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郭子仪研究及文学、影视作品热”的升温，郭子仪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重要疑议也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辨别和澄清史载世传的相关误记误传，解析和勘正这些由来已久的疑议，对于更好地传承弘扬郭子仪这份珍贵历史遗产，是不可等闲视之的紧务要事。

                    解析郭子仪、安禄山打擂、比武之真相

    郭子仪年青时，是否与安禄山打过擂、比过武？这是郭子仪经历中不可不澄清的一个疑议。
    民间有不少郭子仪年青时与安禄山打擂、比武的传说，如郭子仪出生地陕西华县就有“节度使安禄山于华州北门外摆擂台，与年方十六的郭子仪比武”之说。早年时的小说《月唐演义》（又名《郭子仪演义》）中，也有郭子仪于武举考场与镇场官安禄山比武的情节。近年来一些有关郭子仪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网络小说，几乎都有郭子仪在武举考场比武中打败安禄山的描写。其实，这类传说和描写，只是世人出于对郭子仪和安禄山的好恶而想象出来的，于史实则大相径庭。
    据史料记载，郭子仪比安禄山大六岁。郭子仪十六岁时，安禄山才十岁，只是个混迹于幽州市面上撮合小买卖的“互市牙郎”，怎么可能以“节度使”这样执掌重兵的军中高官身份到华州摆擂台？退一步说，即便安禄山其时到过华州，十六岁的郭子仪，也不可能与十岁毛头的安禄山打擂比武。再者，郭子仪参加武举考试时约二十岁，其时安禄山年仅十四，别说什么“镇场官”，就连参加武举考试须达十八岁的年龄最低限都差不少，其怎么可能与郭子仪同年参加武举之考？而且，自武则天创设武举考试始，直至郭子仪参加武考时，所考项目基本为箭术的“长垛、步射、骑射、穿扎”等项；武力的“翘关、负重”等项；骑战的“马枪”之项及考生身材貌相、文才兵法的“材貌、言语”等项。确切地说，唐武举考项中从未设过“应试者驰马持械一对一比武”之项，更何况安禄山压根就没有参加过武举考试。所以说，郭子仪与安禄山既不可能同年参加武举应试，更不可能于考场相互间“单挑”比武。
    民间关于安禄山不论摆擂台还是考场比武都败在郭子仪手下的传说，只是世人因敬郭子仪而褒之、因恶安禄山而贬之的一种主观意愿表达和情感宣泄。这种表达和宣泄，无非是世人敬忠卑奸倾向而激发的故事演译、艺术创作，仅仅是喜闻乐见，借题发挥，口口相传而已。所以，大多民间传说，即便所言之事与史实不符，世人也可理解，而不会造成大的误导。但是，对于以郭子仪这样重要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或影视作品而言，对其主要经历和重要事件的叙述，则应尊重基本史实，不应以讹传讹。郭子仪、安禄山是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但是，他们年青时相互间有何交道，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关记载。所以，不论是历史小说或影视作品，甚至包括武侠、玄幻等娱乐类文艺作品，都应基于郭子仪比安禄山大六岁的基本史实来写作和创作，否则，不管打擂还是考场比武，年青时的郭子仪，反倒成了以大欺小、胜之不武的小人，这于世人对郭子仪真实人生经历的了解，是有损无益的。
              
                            解析郭子仪初授官职之史误
    
    关于郭子仪武举及第后的初授官职，新《唐书》载：郭子仪“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旧《唐书》载：“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新、旧《唐书》所载“异等”、“高等”，仅用词有别，其实词意相同，二者称谓皆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武状元”。然而，需要辨析的是，郭子仪初授官职是否“左卫长史”这个职位。
    两唐书所记郭子仪初授官职“左卫长史”，是唐时京城“卫戍部队”十六卫之一“左卫”中的一个官职，品阶为“从六品上”，这在当时三十二级的武官品阶中，属于中级官员。但是，现存西安碑林的“郭氏家庙碑”碑阴，则记郭子仪“武举及第授左卫长上”。“左卫长上”是左卫的下级军官，其品阶为唐武官品阶中最低一级的“从九品下”。
    郭子仪“武举及第”后初授官职，是新、旧《唐书》言之凿凿的中级武官“左卫长史”？还是郭子仪为其父郭敬之所立“郭氏家庙碑”碑阴明确记录的最低职武官“左卫长上”？“长史”、“长上”一字之差，但二者官阶相差竟达十三级之多。郭子仪的初授官职，究竟是至今仍为大多数人熟知和被大多数史籍记载的“左卫长史”？还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左卫长上”？这也是郭子仪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疑议。
    自武则天创设武举考试之后，唐武官的选任，一般情况下，必须先经过武考获“武举及第”。“武举及第”非为官职，只是由“武举及第”前的“白身”，获得了参加每年一次选拔任官考试资格的“出身”。其时，武举考试的项目与每年一次选任官员时的考项基本相同，共设“长垛、步射、骑射、翘关和负重、马枪、材貌，言语”等七项，参加武考者于所考七项中有五项以上达到合格，方可称“武举及第”。如果武举及第后不经下步正式任官考试“铨选”的程序便当即授予官职的，则必须是武举考试成绩特别优秀者。郭子仪正是因为武考中获得了相当于后世所称“武状元”的优异成绩，所以方于武考及第后即被授予了官职。但是，若郭子仪武举及第后即被授为“从六品上”的中级武官，那么，这不仅在唐武举及第者不经铨选便当即任官之例中绝无仅有，而且与武举及第者仅能获得下一步参加选拔任官考试资格的严格标准是矛盾的，也与郭子仪武举及第后的任职经历不相符合的。
    现存西安碑林的“郭氏家庙碑”碑阴，祥细记录了郭子仪“武举及第授左卫长上、改河南府城皋府别将、又改同州兴德府右果毅……”等历任官职。其中的“左卫长上”为“从九品下”，即便之后记录的城皋府“别将”，也仅为“从七品下至正七品下”，仍低于新、旧《唐书》所记郭子仪初授官职“从六品上”的“左卫长史”。可见，郭氏家庙碑记录郭子仪武举及第后所授“左卫长上”的官职，应该比两《唐书》记载的“左卫长史”更为合理和可信。
    被后世史学界及金石界所称的“郭氏家庙碑”，是郭子仪在世时，为其已逝父亲郭敬之建庙时所立之碑。其碑“大唐赠太保祁国贞懿公庙碑”碑额为当朝皇帝唐代宗御笔亲题；正面碑文是与郭子仪同朝为官的正三品大臣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碑阴所刻的郭敬之子孙题名录中，则记载了以上提到的郭子仪任官经历。应该说，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度必是更高一些。
    据以上史料解析，关于郭子仪的初授官职，后晋成书的旧《唐书》及宋代成书的新《唐书》中“左卫长史”的记载，恐是有误的。郭子仪在世时所立“郭氏家庙碑”记录的“左卫长上”，则更符合郭子仪的任官经历。

                        解析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之疑议

    李白于太原是否救过郭子仪？这是郭子仪经历中由来已久的、也是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疑议。新《唐书·李白传》载：“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史上不少有关李白的典籍，也对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言之凿凿。因新《唐书》所言过略，不少典籍又将其事迁强附会地记载于郭子仪“初入行伍”时，所以，对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自来不乏否定者，否定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郭子仪自二十岁左右武举及第授官，之后近二十年，一直在长安就近和河南、桂州及天山南北的北庭、安西等地任职，期间并无在太原及其附近任职经历，那么，何来郭子仪于太原犯法且被李白救助事？
    其次，即便郭子仪二十来岁“初入行伍”前后在过太原，但是，比郭子仪小四岁的李白，其时止十余岁，尚在蜀中，其怎么可能救助数千里外于太原犯了法的郭子仪？
    另外，李白出蜀时二十六岁，又过近十年，于开元二十三年往游太原时，仍是个身无一官半职的客居文人。然而其时年近四十的郭子仪，已是三、四品的高官。可见，即便其时郭子仪在太原犯了法，即便李白有心救之，但身为客居文人的李白却也有心无力。
    但是，以上几点理由，建立在郭子仪“初入行伍”及“李白无力救助”的前题下，这就局限了对其事的深入探究，所以据此前题的所谓理由，是不能否定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一事的，其因有五：
    一是李白一生中，唯有开元二十三年五月至开元二十四年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太原，李白若于太原遇郭子仪，也只能是在这个期间。巧的是，这段时间正值郭子仪由安西副都护改任朔方节度副使之际。唐朔方节度治所在宁夏灵武，太原则为河东节度治所。按说，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其时是不可能去太原的。但是，其时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均由信安王李袆一人所兼，若李袆其时正在河东节度治所太原履任治事，那么，始为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初往上任，先往太原向兼任朔方节度使的顶头上司李袆报到，应该是正理常例。这就是说，其时郭子仪与李白是完全有可能于太原相遇的。
    二是李白游太原，是应好友元演邀约同行的。时元演之父为太原府府尹，是唐北都太原的“军政一把手”。元府尹官高权重，且豪义重情，李白曾于赠元演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赞元府尹：“君家严父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行来北京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可见，其时李白虽无职无权，但是要救郭子仪，是完全可得元府尹、元演父子相助的。
    三是李白客居太原期间，李祎及郭子仪的职务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非正常变化。开元二十四年四月，身兼两镇节度使的兴安王李袆，因牵涉温慎结交权贵案而被贬免。唐时禁约诸王与群臣游宴交结及往来私信。已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慎违禁与兴安王李袆、广武王李承宏等交游结宴。事发后，温慎被杖死；李袆被贬为衢州刺史；李承宏被贬为房州别驾；与此有牵连的蒲州刺史王琚等亦被贬免。李袆等被贬之后，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忽又改任朔方属下的定远城使。郭子仪此次职务变动，即便非为贬任，但亦非“荣调”，很是耐人寻味。但是，如果用“犯法”后又被“救免”来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是郭子仪由朔方节度副使改任定远城使后，仕途忽由顺变滞。郭子仪自武举及第到改任定远城使前，仅二十年就晋升为“从三品”官职，但是，自后其官职品阶竟连续十二、三年再无变化，直到天宝八载才晋为“正三品”。郭子仪仕途由顺变滞，单以“官高难晋”是难以解释的，那么，其中缘故，是因牵连了李袆之案？还是犯了它事？至今史料未见记载。但是，《新唐书》提及的“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其言虽语焉不祥，但用来解释郭子仪仕途为什么会由顺变滞，则事合其由，理明其因了。
    五是在郭子仪逝世六十年后，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裴敬在为李白撰写的碑文中云：“（李白）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新《唐书》亦载：“璘败，（李白）当诛。……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李白碑文及新《唐书》所记，是指李白客游太原二十四年后，因牵涉永王李璘逆乱获死罪，郭子仪以己官爵作保为李白脱罪。其时，郭子仪已是“功盖天下”的勋帅重臣，正身处“权重君疑”的敏感位置。如若李白于郭子仪无特殊的救助之恩，如若郭子仪对李白没有难释的“感恩图报”之心，那么，就当时两人所处的悬殊境遇来说，郭子仪是不可能以己官爵作保，倾力为一个已获死罪的逆王重要幕僚说情脱罪的。
    以上几条理由，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白于太原客游期间，郭子仪是有可能在过太原的；李白、郭子仪其时身份虽不同，但社交圈子同属上层，是完全有可能在太原相识相交的；郭子仪当时如若“犯了事”，李白完全有可能借助元府尹之力救助郭子仪；郭子仪其时及之后官职由顺变滞，表明其确有“犯事”迹象；郭子仪对李白确实存有感恩之心，否则，不可能于二十多年后以己高官重爵作保而力救获重罪的李白。
    总之，依据相关史料及上述解析推论，李白于太原救助郭子仪一事，趋于肯定，不为无由，绝非“关公战秦琼”般荒唐。
   （本文摘自太原日报2007年8月31日，贾祝文著《李白曾于太原救过郭子仪》

                                                            贾祝文